秋日的阳光，失去了夏日的酷烈，变得澄澈而通透，洒在讲武堂宽阔的校场上。台下，人群肃穆。前排是脊梁笔挺的军官，中间是目光沉静的屯堡代表，后排是屏息凝神的逐鹿城民。数千人的场地，只有风吹旗响，一种无形的张力在空气中弥漫。
高台两侧，泾渭分明。
一侧是以周毖为首的“明理使团”，宽袍博带，案几上堆叠着《礼记》、《春秋》、《白虎通义》等经卷，他们神色矜持，眼神中带着审视与居高临下的批判意味。
另一侧，张明远、陈琛，以及几位在河套任职、思想已然转变的士子坦然就座。他们面前没有堆积的竹简，只有清茶，以及几卷用新式麻纸装订的册子——《新世言》纲要、《大同律》择要、《农事改良简述》。
周毖率先起身，长袖一拂，并未直接攻击，而是从源头切入，声音清越悠长：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此乃天道秩序，人伦根基。故圣人制礼作乐，明尊卑，别上下，使民有所措手足。今闻北地倡言‘民为重’，敢问，此‘民’为何物？是懵懂无知、逐利而动的群氓，还是需圣贤教化、君王牧守的黔首？若民自为重，则置君父于何地？礼乐纲常岂非虚设？此非重民，实乃纵民，乃乱天下之端！”
他引经据典，将“民”置于需要被统治、被教化的位置，从根本上质疑“民为重”的正当性，将其与无政府状态和道德沦丧挂钩。
陈琛欲起身，张明远以目示意稍安。他亲自回应，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周先生言天道秩序，敢问，如今这天下，秩序何在？是易子而食的秩序？是白骨露于野的秩序？是豪强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秩序？”他目光如炬，直视周毖，“您所说的礼乐纲常，绵延四百年，可曾阻止这人间惨剧的发生？可曾让这万千‘黔首’，免于冻馁，免于屠戮？”
他不等周毖回答，继续道：“您问民为何物？在吾辈看来，民非群氓，更非羔羊！民是这田地里辛勤耕耘的农夫，是这工坊中挥汗如雨的工匠，是这边境上戍守厮杀的士卒！是他们，用血汗供养了这天下，承载了这文明！他们所求，不过一餐饱饭，一间陋室，一份安稳！而旧秩序给了他们什么？除了压榨、兵役和死亡，还有什么？！”
周毖脸色微变，立刻反击：“此乃苛政，非圣贤本意！圣王之道，在于教化，使民知礼义，明廉耻，各安其分！而非如尔等，鼓动民粹，破坏纲纪，此与暴秦何异？纵使得一时之利，终将如沙上筑塔，顷刻崩塌！无君无父之徒，岂能长久？”
他试图将大同府与短命的暴秦类比，强调缺乏传统道德根基的政权必然无法持久。
此时，陈琛站起身，他熟读经典，深知其中三昧，反击更为精准：
“周先生谬矣！圣贤亦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孰为体，孰为用？旧秩序只取‘君为臣纲’之为用，却弃‘民为邦本’之体，岂非本末倒置？我等所为，正是要固此邦本！至于礼义廉耻，请问，饿殍遍野之时，礼在何方？易子而食之际，义在何处？我等立《大同律》，明确权责，保障公平，使强者不能凌弱，智者不能欺愚，此非最大的‘礼’与‘义’乎？难道只有士大夫空谈玄理，方为知礼？”
他巧妙地将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的资源调动起来，为己所用，指出旧秩序恰恰背叛了儒家理想，而新秩序是在实践中实现“礼”与“义”。
使团中另一人立刻站起，指向核心：“尔等废除士族特权，推行所谓‘唯才是举’，搅乱清浊，败坏士林！寒门竖子，亦可牧民？此乃取祸之道！天下英才，岂能尽入彀中？”
张明远闻言，朗声大笑，笑声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
“天下英才？请问，这‘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还是兆民的天下？尔等口中的‘英才’，是能吟风弄月、清谈玄理的英才，还是能安邦定国、利济苍生的英才？”他目光扫过台下那些朴实的面孔，“我河套军中悍卒，能阵前斩将者，可为军官！我工造司匠人，能改良织机、提升炼钢者，可为大匠！我农事司老农，能摸索出增产之法者，可为师表！此等‘才’，可能入诸位‘士林’之眼？然于我大同府，便是擎天之柱！”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