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的春天，北方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河套平原上，新生的草芽在残雪间倔强地探出头。逐鹿城内，“玄鼎”旗在料峭春风中猎猎作响，无声地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曹操的《求贤令》如同投入死水潭中的巨石，在中原士林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无数苦于门第所限、抱负难伸的寒门士子，心中燃起了希望。然而，许都与邺城盘根错节的士族势力，以及曹操集团内部固有的权力结构，使得这道敕令的执行，注定充满了无形的壁垒与筛选。
也正是在这时，大同府“唯才是举、不拘出身”的名声，以及那场与王使、与清流名士公开辩论并占据上风的事迹，伴随着《大同典要》的某些章节抄本、记录河套见闻的册子，如同悄然生长的藤蔓，更深入地渗透进了一些有心人的视野。
最先到来的，是一批批形色各异、目的不一的“探访者”。他们或自称游学士子，或伪装成行商，怀着好奇、怀疑、甚至审视的态度，踏入河套地界。刘圭的内卫早已严阵以待，对这些人的身份、行踪进行着不动声色的监控与甄别。
其中大部分人，在亲眼见证了河套迥异于中原的秩序与活力后，选择了留下。他们被安排到弘文馆听课，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参观屯田、工坊，与底层吏员、工匠、农人交谈。现实的冲击，往往比任何宣传都更具说服力。
一位来自河内、曾对“大同”之说嗤之以鼻的年轻士子，在目睹了蒙学堂内胡汉孩童共读、工造司工匠因技艺革新而受重赏的场景后，沉默良久，最终撕毁了准备批判的文稿，转而向典制馆递交了一份关于如何完善基层户籍管理的建议书。
当然，也有心怀叵测者。一名自称颍川名士弟子的文人，在弘文馆内言辞犀利，处处以经典诘难，试图挑起争端，动摇人心。然而，他面对的已非吴下阿蒙。徐庶、石韬等人引经据典，结合河套实际，从容应对，不仅驳得对方哑口无言，更借此机会向在场所有学子清晰地阐述了“大同”理念的现实根基与未来愿景。那人最终灰溜溜离去，其身份后被内卫查明，确与许都校事府有所关联。
除了这些零散的投奔者，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已有名望或在特定领域拥有卓越才能之人的北来。
一位名叫杜畿的中年文士，曾任河东郡吏，以精于政事、长于安民着称，因不满曹操麾下某些将领的横暴，挂印而去。他辗转来到河套，并未直接求官，而是默默观察了月余，最终被陈琛亲自邀请，出任新设的“民政司”主事，负责协调全境户籍、赋税、赈济等事宜。他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大同府民政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另一位，则是闻名北地的冶铁大师蒲元。他并非士人，却因其神乎其技的锻铁淬火之术而备受推崇。曹操曾多次征召，皆被其以“性喜山林”为由拒绝。此次，他却是主动前来，直言不讳地对接待他的陈青道：“闻河套重工巧，不以匠籍为贱，更有新法炼钢，特来一观，若名副其实，愿附骥尾。”马钧闻讯，亲自与之切磋，两人在工造司内废寝忘食，竟在短时间内，将灌钢法的成品率与质量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人才的持续流入，如同新鲜血液，让大同府的肌体充满了活力。张明远对此深感欣慰，但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对陈琛和徐庶道：“纳贤如同引水，既要开源，亦要疏导，更需堤防泥沙俱下。监察司与弘文馆，当负起甄别、引导之责，务必使贤者得其位，能者尽其才，而心怀异志者，无所遁形。”
**然而，外部环境的压力，并未因内部的欣欣向荣而有丝毫减弱。**
曹操在稳定内部、推行《求贤令》的同时，对北方的警惕与封锁有增无减。并州方向的曹军虽然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小规模的摩擦、斥候之间的交锋，却日益频繁。显然，曹操意图通过持续的军事压力，消耗大同府的精力，阻止其顺利“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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