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的冬天，河套大地银装素裹，似乎将外界的纷争与内部的喧嚣都暂时封存。然而，在这片静谧之下，一股积蓄已久的力量，正悄然勃发，其声响微弱，却足以撼动旧世界的根基。
最先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是那些往来于南北、嗅觉敏锐的商贾。他们发现，河套出产的货物，正在发生着不易察觉却意义深远的变化。
往年，从河套运出的，多是皮毛、牲畜、粗麻布、粗糙铁器等“原料”或“初级品”。但今年，他们的车队里，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不再是零散的、偶尔打造出的几件精品，而是成批的、制式统一的新式犁铧、轻便锄头、锋利镰刀。这些农具用料扎实，设计精巧，尤其是那弯曲的犁辕，明显比直辕省力太多。
不再是灰黄粗糙、仅能蔽体的麻布，而是经过多次改良织机织出的更加细密、厚实、甚至染上简单青靛色的布匹。虽然仍比不上江南的绫罗绸缎，但其质量和产量，已远非昔日可比。
甚至出现了一些小巧而实用的铁器，如标准化的剪刀、缝衣针、鱼钩，以及结构更加合理的铁锅、菜刀。这些物件看似寻常，却是千家万户的必需品，其背后是工造司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初步体现。
更令商贾们咋舌的是，这些货物的价格，并未因质量的提升而飞涨，反而因为产量的扩大和工艺的成熟，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甚至略有下降的水平。
“这……这北地的工造，何时到了这般地步？”一位常年行走于并州与河套之间的老商人，摩挲着一把新式镰刀，喃喃自语。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物美价廉的货物一旦大规模流入市场，将对中原那些质次价高的同类产品，形成何等巨大的冲击。
这些货物，如同无声的信使，随着商队南下，流入并州、司隶，乃至更远的兖州、豫州。它们不需要任何宣传册子，其本身的存在，就是“玄鼎”治理成效最有力的证明。一个能稳定产出优质铁器、布匹和农具的政权，其内部必然拥有着稳定的秩序、成熟的技术和强大的组织能力。这对于在战乱和苛政中挣扎的普通百姓而言，比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更具吸引力。
然而，物质的冲击尚在潜移默化，思想的惊雷却已在悄然酝酿。
这一日，弘文馆内，一场不对外公开的评议会正在进行。评议的对象，是数十份来自讲武堂中级军官、各郡县表现优异的年轻吏员，以及蒙学堂中天赋出众的年龄稍长学子的策论*。
这些策论的题目，是徐庶与张明远反复斟酌后拟定的，诸如：
《论“法为公”与旧式“仁政”之异同》
《边塞胡汉共处之利、弊及我见》
《若我为屯长，当如何调和新旧移民之争？》
阅卷的是徐庶、潘濬、石韬及几位核心学者。他们越看，眼中的惊异之色便越浓。
这些文章，或许辞藻不算华丽，引经据典也不如南方士子娴熟，但其中蕴含的务实精神、对《大同典要》的理解、以及解决问题的清晰思路，却让人眼前一亮。
一名讲武堂军官在论述胡汉共处时，没有空谈“怀柔远人”，而是详细分析了游牧与农耕的互补性，提出了“互市定规、纠纷共裁、子弟同窗”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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