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钧张了张嘴，他专注于技术突破，对这些管理问题不甚了然。鲁平却是从底层工匠爬上来的，他叹了口气，对管事说：“老夫明白。以往替官府做工，有监工鞭子逼着。如今大家是替自己做工，这‘自己’是谁？是‘玄鼎’这个大家吗？感觉太远了些。光靠‘共建大同’的口号，日子久了，怕是……”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过于强调平均和集体，在缺乏更精细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开始显露出可能挫伤个体积极性的苗头。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基层的这些问题，最终汇聚到了决策堂。
韩洙将在田间的见闻如实汇报，引发了新一轮争论。
陈方等年轻官员坚持认为：“此乃旧观念作祟，需加强教化，使民众明晓长远之利，个人需为集体稍作牺牲！”
但潘濬则持不同看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言虽偏颇，却道出部分实情。民众重眼前实利，乃天性。我等着眼万世固然不错，然政令若不能令百姓得眼前之实惠，则推行必遇阻。或可考虑，在保证基本公平之下，引入些许差异，以奖勤罚惰？”
徐庶沉吟道：“文师所言，不无道理。然此‘差异’之度，如何把握？过小则无激励之效，过大则恐背离‘大同’之基，滋生新的不公。此事，需慎之又慎。”
李顺也难得地参与了民政讨论，他粗声粗气道：“军中也是一样！光靠理想，打不了硬仗！该赏的就得重赏，该罚的也得严罚！不然队伍不好带！”
张明远听着众人的争论，心中波澜起伏。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里，过早出现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制度。它的先进性在于理念，而它的脆弱性，也恰恰可能源于此理念与现实的脱节。
“诸位，”他最终开口，声音沉稳，“你们所说的问题，我都听到了。这并非坏事，反而说明我们的制度是活的，是在实践中成长，而非僵化的教条。”
他目光扫过众人：“理想的纯粹固然可贵，但若不能扎根于现实的土壤，终将枯萎。我们开创此路，并非要建立一个毫无瑕疵的‘天国’，而是要探索一条比旧制度更公平、更有活力、更能让大多数人安居乐业的路。”
“因此，”他做出了决断，“原则必须坚持，但方法可以灵活。着典制馆、监察司、天工院、各州郡主官，联合调研，就军功评定与晋升、农工激励、基层管理等方面，草拟试行方案。核心是：在确保基本公平和底线的前提下，探索建立一套能激发个体创造力与积极性的、更为精细化的管理考评与利益分配机制。记住，我们的目标是‘大同’，但通往‘大同’的道路，需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
理想的画卷上，出现了第一道现实的裂痕。但这裂痕并非末日，而是成长的印记。如何弥合这裂痕，使其成为制度更加坚韧的纹路，将是对“玄鼎”执政智慧的真正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