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元年（公元229年）春，武昌江畔的祭坛高耸入云。孙权身着玄色冕服，头戴十二旒冠，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与仪仗的拱卫下，一步步登上受命于天的祭坛。燔柴的烟雾直上云霄，钟磬雅乐响彻大江。当他从太常手中接过那方精心凋琢的玉玺（非传国玺），正式宣告“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只……”时，一个在江东酝酿了数十年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
称帝大典极尽奢华威仪，孙权多年的郁结与野心，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从讨逆将军、吴侯、吴王，到如今的大吴皇帝，他走了一条与曹丕“禅让”、刘备“续统”都不同的道路——凭江东基业，自立为帝。
典礼后，孙权于新建的武昌宫（暂为行宫）大宴群臣，意气风发：“汉祚已终，天命靡常。曹丕篡逆，刘备托名，皆非真主。今朕绍继江东，奄有荆扬，交广宾服，甲兵强盛，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正位称尊，以安社稷，有何不可？”
丞相顾雍领衔称贺，文武山呼万岁。然而，在喜庆的表象下，清醒者如陆逊、诸葛瑾等人，心中却隐有忧虑。称帝固然满足了孙权的功业心与江东士族的政治诉求，但也意味着吴国将彻底放弃“尊汉”旗帜（尽管早已名存实亡），以完全独立的姿态，卷入与魏、蜀的全面竞争中。更重要的是，北方那个不称帝却实力日增的“玄鼎”，对此将作何反应？
孙权显然早有计较。他于次日连发数道重要诏令：
一、定都建业（从武昌迁回），改元黄龙。
二、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
三、大封功臣，以顾雍为丞相，陆逊为上大将军，诸葛瑾为大将军，其余文武各有升赏。
四、遣使持国书、礼物，分赴洛阳、成都、以及——逐鹿城。
这最后一道命令，在朝堂引起了一些微妙波澜。赴洛阳、成都乃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敌友，新帝登基需告之天下），但特意遣使至不称帝的“玄鼎”，其用意便颇堪玩味了。
“陛下，”老臣张昭（已罢官闲居，但仍有时被咨询）委婉提醒，“‘玄鼎’张明远，僭越称制，不行帝号，实属悖逆。我大吴正位，遣使往告，恐……恐有损国体，抑或助长其气焰？”
孙权捋着紫髯，眼中闪过狡黠的光芒：“子布（张昭）只知其一。张明远不称帝，乃其自知根基未稳，或标新立异耳。然其实力，不可小觑，雄踞幽并，虎视中原。今朕正位，天下三分之势愈明。遣使往逐鹿，一则是示之以礼，探其虚实；二则嘛……”他微微一笑，“若能说动其与朕通好，哪怕只是默许，则我江东北顾之忧可减，可更专力于淮南，或西联蜀汉。即便不成，亦让曹丕……哦，是曹叡小儿，知道我孙仲谋交游广阔，非他可轻易困死。”
他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算计：若能以皇帝之尊，与“不帝”的“玄鼎”建立某种对等联系，岂不是在实际上抬高了自身的地位，暗示自己才是“天下共主”的唯一合法皇帝代表？而曹叡、刘禅，不过是篡逆与偏安之君。
孙权的国书与使者，如同投入三个不同温度池塘的石子，激起的反应截然不同。
洛阳，魏宫。
曹叡接到吴使送来的、措辞倨傲的“告天命书”，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将国书掷于地上。“碧眼小儿！不过窃据江东一隅，安敢僭称皇帝，与朕并列！其父兄不过汉室一吏、一将，有何功德于民？有何血胤于天？无耻之尤！”
他立刻召集重臣，欲下诏声讨，甚至有人提议借此机会，兴兵伐吴，以正天威。
司马懿却出列劝阻：“陛下息怒。孙权称帝，意料之中，其意不过在稳定内部，与蜀汉争正统名分。此时我若大张旗鼓讨伐，一则西线诸葛亮虎视眈眈，二则北疆‘玄鼎’威胁未除，三则……正可让天下人看轻孙权此番称帝之举。不若冷处理之。”
“如何冷处理？”曹叡余怒未消。
“可令鸿胪寺以最低规格接待其使，国书留中不发，不予正式回复。同时，诏告天下，斥孙权‘僭越无状，自绝于天’，但暂不兴兵。我朝仍以‘大魏’为正朔，视吴、蜀为割据伪朝。如此，既不失朝廷体统，又不至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战之窘境。当务之急，仍是推行前议‘五策’，巩固内部，防备北疆。”司马懿的策略，仍是隐忍待机，集中精力应对首要威胁。
曹叡虽不甘，但也知司马懿所言是老成谋国之道，只得压下怒火，依计而行。
成都，汉宫。
后主刘禅接到吴使国书，有些茫然，看向相父诸葛亮。诸葛亮细细阅毕，沉默片刻，对吴使温言道：“吴主正位，亦是江东士民之愿。我大汉与吴，盟好多年，共抗曹贼。今虽名号各异，然讨贼兴汉之志未改。请贵使回报吴主，我主愿与吴主永结盟好，共分天下。”
使者退下后，刘禅疑惑道：“相父，孙权也称帝了，岂不是与我大汉并立？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