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踏碎晚冬的薄冰，司马懿的车驾在羽林骑的簇拥下，穿过洛阳巍峨的城门。凯旋的仪仗遮不住他眉宇间的沉郁。新城之捷的余温尚在，但沿途所见所闻，尤其是进入司隶后那些看似平静的街市、匆匆掩门的士子、以及各地雪片般飞来的关于“北地妖言”与边境告急的奏报，让他心中的警兆愈发强烈。
紫宸殿，御前会议的气氛比殿外的寒风更冷。曹叡强打精神，褒奖了司马懿平叛之功，赐以金帛，随即话锋一转，将卢毓、王朗等关于如何应对北疆及“妖言”的争论和盘托出，末了问道：“仲达身在前线，又熟知北虏，可有良策以教朕？”
司马懿并未立即回答，他缓缓扫视殿中诸臣，目光在那些或激愤、或忧虑、或茫然的面孔上停留片刻，方才躬身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陛下，诸公之议，皆出自忠心，然或失于急躁，或失于宽纵。臣以为，北虏张明远之患，非孟达之流可比。孟达为利，张明远为道；孟达叛国，张明远……意在易国。”
此言一出，殿中微有骚动。司马懿继续道：“观其近年所为，筑城以守，劝农以富，兴工以强，立法以公，虽不称帝，而权柄自固，俨然一国。其不急于兵锋南指，而专务渗透人心，散播‘妖言’，此乃‘攻心为上’，欲乱我腹地，疲我军民，待我自溃而后取之。其志非小，其谋甚深。”
曹叡听得心惊，急问：“如之奈何？”
司马懿成竹在胸，条分缕析：
“第一，军事固防，以慑代战。北疆防线，需进一步加固，增筑烽燧、坞堡，形成纵深。然兵力不宜过度分散，当择数处要害，屯驻精锐，形成拳头。对北虏之边境‘演武’，我亦可‘以演对演’，示以强兵劲弩，令其知难而退。但切记，无必胜把握与绝佳时机，绝不开启全面战端。当前仍应以西线蜀寇为优先。”
“第二，经济封锁，断其血脉。北虏工巧之物、廉价布帛粮食南输，不仅是商贸，更是渗透之媒介、蛊惑之资财。臣请陛下下诏，设立‘边贸监’，凡与北地交易之货物，除朝廷特许之少数品类（如我方急需之马匹、药材），一律禁绝。对其商队，课以重税，严查夹带。更要严防我境内铜铁、硝石、工匠技艺北流。此乃釜底抽薪。”
“第三，思想清剿，正本清源。卢校事所言缉捕，乃治标。需有治本之策。”司马懿眼中寒光一闪，“其一，立即由兰台、东观牵头，组织当世大儒名士，针对北虏《启蒙新篇》等‘妖书’及近日流播之檄文，逐条批驳，阐发我朝正统、礼法之要义，编成《正论新编》，颁行各州郡官学、乡塾，令士子学子明辨是非。其二，于各州郡设‘止流馆’，非为监牢，实为教化之所。凡受北虏‘妖言’蛊惑情节轻微者，可送入‘止流馆’，由专人宣讲朝廷德政、揭露北虏之虚伪（如所谓‘大同’下之等级、其早期征战之残酷），辅以劳作，使其‘迷途知返’。情节严重、顽固不化者，方以律法严惩。如此，既显朝廷仁厚，又能分化瓦解，更可……获得北虏渗透之内情。” 他这一手，显然是要将被动抓捕变为主动的意识形态反击与情报搜集。
“第四，内修德政，收拢人心。王司徒所言减赋，确有必要，然需有章法。可诏告天下，因西线、新城战事耗费，朝廷体恤民艰，免去去岁因战事加征之部分捐税，并严令各州郡，不得再行巧立名目加派。同时，由御史台、尚书台遣使巡察地方，严惩贪腐、滥权之吏，尤其要查办那些借‘稽查妖言’之名行勒索扰民之实的胥吏。此谓‘堵邪言，先正己行’。”
“第五，分化瓦解，以敌制敌。”司马懿最后压低了声音，“北虏宣称‘天下为公’，然其内部，岂无派系之争、利益之别？其新附之民、寒门士子、乃至部分早期从龙之将，未必人人同心。可密遣死士，携重金，寻其裂隙，或散播流言离间其君臣将相，或引诱收买其失意人员。此事需极密，由陛下亲信之人专司，靖安司配合。”
这一套组合拳，军事、经济、思想、内政、谍战五管齐下，既狠辣又系统，显是司马懿深思熟虑的结果。殿中诸臣，即便有不同意见者，一时也难找出破绽。
曹叡听罢，精神为之一振，连日来的彷徨似乎找到了主心骨。“仲达老成谋国，算无遗策！便依卿所奏，着尚书台即刻拟定细则，分头施行！‘止流馆’及分化之事，由卿与卢毓秘密操办，直接对朕负责！”
几乎就在司马懿向曹叡献策的同时，汉中丞相行辕内，气氛压抑。陈仓前线再次传来不利消息：王平部猛攻数日，伤亡惨重，仍未能破城，且军粮转运愈发困难。祁山方面，曹真、张合坚守不出，蜀军多次诱战、袭扰皆无功而返，反因冬日严寒，非战斗减员增多。
诸葛亮独立于舆图前，身形更显清瘦。杨仪、魏延、王平（已从陈仓前线轮换下来）等将领默立一旁，等待丞相的决断。
“粮道艰难，陈仓难下，祁山僵持。”诸葛亮的声音带着疲惫，却依然清醒，“孟达败亡，东路牵制已失。司马懿回师，中原曹魏可腾出手来……此战，已失先机。”
魏延不甘：“丞相！末将愿再率精兵，强攻陈仓！或请分兵予我，循子午谷……”
“文长！”诸葛亮打断他，语气罕有地严厉，“兵者，国之大事，岂能一赌再赌？陈仓不下，非战之罪，乃天时、地利、人和皆未至极。强行续战，徒耗国力，若曹魏援军大至，恐有覆军之危。”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众将，决然道：“传令，祁山、陈仓诸军，即日起，交替掩护，徐徐退兵。多设疑兵，广布旌旗，以防曹真追击。王平所部断后，务必稳妥。”
退兵！虽然众人早有预感，但真从丞相口中说出，仍让帐中弥漫起一股沉重的挫败感。第二次北伐，开局声势浩大，最终却不得不再次黯然收场。
“然，”诸葛亮话锋一转，眼中重新燃起不屈的光芒，“此番北伐，非全无所得。我军历练了攻坚，积累了与曹魏主力对峙的经验，更探明了陇右、关中诸多虚实。郝昭善守，司马懿机敏，曹真持重……这些，皆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他看向负责后勤与工械的官员，“天工院助制之连弩、冲车，实战检验如何？有何需改进之处？各部伤亡、损耗、见闻，均需详细记录，汇集成册，以为后鉴。”
他最后沉声道：“北伐大业，道阻且长。一次不成，便来二次；二次不成，还有三次！汉贼不两立，此志不移！然此后用兵，当更求万全，内政当更固根本。回师之后，诸君需各司其职，劝农讲武，缮甲治兵，待天时再至，兵甲更足，必卷土重来！”
汉中的退兵，并非终结，而是一次蓄力。诸葛亮心中的火种，从未熄灭。
当曹魏的“五策”风声与诸葛亮退兵的消息相继传入逐鹿城时，决策堂内关于《新附地区治理暂行条例（草案）》的讨论，正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