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由典制馆在荀恽等人协助下拟定，核心原则是“渐进融合，以新化旧”，主张对新获得地区，初期保持其原有基层架构（如乡老、里正）基本稳定，推行“玄鼎”核心律法（如均田基础、废除人身依附、基本刑法）但暂缓实施过于超前的集体生产与分配制度，通过派遣“教导吏”传播理念、兴办学堂、推广农工新技术等方式，逐步引导改变，同时给予当地士绅、能人一定的参政议政渠道。
这份力求稳妥的草案，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以陈方、韩洙为首的“理想派”年轻官员激烈反对：“此草案看似稳妥，实为妥协倒退！保留旧架构，等于承认旧有特权与压迫残余！‘渐进融合’？只怕是旧俗陋习反向侵蚀我新制之始！我等奋斗为何？不正是要扫清这些污浊吗？新附之民，正因苦旧制久矣，方易接受新天。当以我‘玄鼎’成熟之制，全面、迅速覆盖之，虽有阵痛，但可彻底涤荡，奠立万世之基！”
而来自原边境豪强出身、或更注重实际效率的部分官员，则支持草案，甚至觉得还不够“灵活”：“陈参事此言差矣！治大国若烹小鲜。新附之地，人心未附，习俗迥异，若强行全面推行我制，必致抵触，管理成本高昂，甚或激起变乱。当年我等在幽并，亦是逐步调整方有今日。草案已属激进，还应考虑给予地方更多因地制宜之权，尤其在赋税征收、劳役调配方面，初期或可借鉴旧法之合理处，以求平稳过渡。”
李顺这次没直接站队，但嘟囔道：“打下来的地盘，还得哄着那些旧老爷们？忒不痛快！但要是真闹起事来，也确实麻烦……”
荀恽作为草案主要起草者之一，试图解释：“诸君，草案非为妥协，实为策略。‘玄鼎’之制，如良种，需适应当地水土，方能生根发芽，强行移植，恐难成活。初期保留部分旧壳，是为减少阻力，核心在于‘教导吏’与学堂传播之新思、新法、新技术。待新苗茁壮，旧壳自脱。此乃‘润物细无声’，非‘狂风扫落叶’。”
徐庶和潘濬亦倾向于渐进策略，但强调对“教导吏”的选拔、培训与监督必须极其严格，防止其被旧习同化或滥用权力。
张明远静静聆听着这场关乎“玄鼎”未来道路的激烈辩论。这比之前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更具体，更触及扩张的本质：是输出革命，还是渐进演化？
待到双方争论暂歇，他才缓缓开口：“诸君之争，皆因爱我‘玄鼎’，思其长远，此乃大善。”
“陈方等所言，坚守理念之纯粹，其志可嘉。若无此志，我等与旧制何异？然，”他话锋一转，“志需有术相辅。荀恽、元直、文师所虑，乃是现实之土。我‘玄鼎’之路，乃前无古人之探索，每一步都需如履薄冰。对新附之地，全面强行推行，看似痛快，却可能因水土不服而夭折，反损我道信誉；全盘迁就旧俗，则背离根本，亦是死路。”
他拿起那份草案：“此草案之方向，大体不差。渐进融合，以新化旧，原则可行。然需补充、细化两点要害：第一，所谓‘保留旧架构’，必须明确是‘暂时利用其行政功能’，同时立即以律法形式，废除一切人身依附、特权世袭等旧制核心弊政，此为不可逾越之红线。‘教导吏’首要职责，便是监督此红线之执行。第二，融合之‘终点’必须明确。草案中需增补‘三年观察期’、‘五年转型期’之阶段性目标与考核标准，确保其方向始终指向完全融入‘玄鼎’主体制度，而非成为永久之‘特殊区域’。此非妥协，而是以时间换空间，以策略护根本。”
他最终拍板：“典制馆根据今日之议，特别是府主所提两点要害，修订草案，再交贤良阁及各部审议。另，立即启动‘教导吏’选拔与培训，人选务必德才兼备，信念坚定。此事关乎我‘玄鼎’道路能否走宽走远，不可不慎。”
争议暂告段落，一条更加审慎、也更具操作性的扩张道路，在辩论中逐渐清晰。然而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考验，在于未来的实践。
**四、 暗处的棋局**
几日后，司马懿秘密召见了靖安司卢毓与数名心腹。
“北虏内部，近来可有异动？”司马懿问。
卢毓递上一份密报：“据潜伏者零星传回消息，北虏高层似有争论，焦点在于如何治理未来可能的新领土。其典制馆正拟定相关条例。”
司马懿眼中精光一闪：“争论？好！争论便有裂隙。可设法接触其‘理想派’中极端或失意者，或‘务实派’中怀有私心者……所需金银用度，从内帑密支。记住，不求即时之效，但求埋下种子。此外，‘止流馆’选址、人员筹备需加快，第一批‘教化’对象，可选那些受檄文影响最深、却又非死硬之辈。吾要亲自审定教化章程。”
他望向北方，仿佛能穿透重重屋舍，看到那座名为逐鹿的城池。“张明远，你播你的种，我除我的草，且看谁耕耘得更深。”
与此同时，逐鹿城监察司密室，刘圭正向徐庶汇报。
“曹魏‘止流馆’之议，恐是针对我‘深潜计划’而来。其‘正论新编’亦在编纂。我方渗透网络需进一步收缩，转入静默。”
徐庶点头：“静默是为了更好地聆听。传令各线，暂避锋芒，重点收集曹魏实施‘五策’过程中产生的民怨、冤案、及内部执行之矛盾。待其势衰，再击其隙。”
他顿了顿，低声道：“府主令，启动‘护苗’计划。对己方内部人员，尤其是有接触敏感信息可能的，加强背景复核与忠诚观察。司马懿老贼，必会反向渗透。”
回师洛阳，定下毒策；退兵汉中，蓄力待发；争议逐鹿，谋划长远。三方势力，在公元229年的初春，各自完成了新一轮的战略调整与内部整合。表面的战火暂时平息，但更深层、更残酷的制度竞争、思想交锋与暗战谍影，却以前所未有的浓度弥漫开来。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这风，已从朝堂刮向乡野，从边境渗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