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元年的暮春，江东的称帝余波未平，中原的暗战已悄然升级。三国鼎立的天空下，无形的硝烟与有形的裂痕，在每一个角落蔓延滋长。
许昌城西，原本一处废弃的官仓被匆匆改建，高墙加筑，门户森严，门口悬挂的匾额上，“止流教化馆”五个隶书大字墨迹犹新。这里，便是司马懿“五策”中用以“正本清源”的试点之一。
馆内并无牢狱的阴森，反而布置得如同简陋学舍。数十名被各地送来、认定为“受北虏妖言蛊惑情节轻微”的士子、小吏、商贩乃至农夫，被勒令在此“聆训”。他们中有的人只因私下议论过北方传闻，有的人收藏过匿名檄文的残片，还有的人仅仅是抱怨了加征的赋税。
每日辰时，便有一名身着儒袍、神情肃穆的“教谕”登台宣讲。内容无非是“大魏承天受命，泽被苍生”、“北虏张明远，实为聚众为盗，假仁假义”、“其所谓‘大同’，实为毁弃纲常，必将自噬”等等。教谕引经据典，言辞不乏文采，却空洞而重复，更夹杂着对北地情况的刻意歪曲与丑化。
“尔等可知，北地虽言无战事，实则内部酷法严刑，动辄株连？其所谓‘公平’，乃是人人穷困，无一富足！其工匠日夜劳作，所得仅供糊口，形同奴役！……”教谕唾沫横飞。
台下，被“教化”者们或低头沉默，或眼神游离，少数人脸上露出将信将疑或恐惧的神色，但更多的人眼底深处，藏着不易察觉的抵触与讥诮。他们中不少人是亲身经历过曹魏地方官吏盘剥、或见识过北地商货实惠、甚或有亲友偷偷北投的，教谕的话与他们的所知所感，差距何止千里。
除了宣讲，馆内还强制要求“学员”抄写《正论新编》、书写“悔过书”、并参与一些清扫、编织等劳作，美其名曰“修身养性，以劳悟道”。有试图辩驳或消极抵抗者，便会受到“单独辅导”——实为变相的恐吓与精神压迫，并以“累及家人”相威胁。
然而，高压与灌输并未能真正“止流”。相反，一种更隐秘的交流在暗中进行。夜深人静时，相邻铺位的人会以极低的声音交换信息：“某兄，你从北边来，那边……真如教谕所说？”“嘘……我表兄去年逃荒过去，托人捎信说，分了田，虽不宽裕，但官府确实不怎么加税，也没见过随意抓人的……”
“止流馆”未能“教化”出忠顺的魏民，反而成了疑虑与不满的温床，甚至成了“玄鼎”真实情况的另类传播站。馆内一名负责采买的杂役，实为“蛛网”长期潜伏的暗线，正默默观察、筛选着那些心怀疑虑、可能被争取的对象。
就在曹魏的“止流馆”试图禁锢思想的同时，逐鹿城内，一股诡异的流言如毒蛇般悄然游走，钻入了大街小巷，甚至触及了决策堂的外围。
流言的核心骇人听闻：称“玄鼎”高层之中，潜伏有曹魏的高级细作，此人地位尊崇，深得府主信任，却一直在向洛阳传递核心机密，甚至影响了近期一些重大决策的走向。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隐晦地指向了几位身处要害部门、但近期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办事不力而受过批评或处于争议中的官员。
流言最初只是在市井茶肆、下层吏员中窃窃私语，但很快便如瘟疫般扩散，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与猜疑。官员之间见面，笑容里多了几分审视；部门协作时，言辞间添了些许保留；甚至决策堂下发的某些命令，在执行层面也出现了不应有的迟疑。
“府主，此流言恶毒，意在离间我高层，瓦解互信！”徐庶面色凝重，向张明远汇报，“刘圭已全力追查源头，但散布者极为狡猾，采用单线、口头、多次转述的方式，难以追踪。目前看，流言最初的几个节点，似乎与……与近期内部争论中某些失利方有隐约关联，但无确凿证据。”
潘濬怒道：“定是司马懿老贼的反间之计！其‘五策’中便有‘分化瓦解’一条，这便是毒手！”
荀恽则更担忧影响：“流言虽虚，然其击中之要害，恰是我‘玄鼎’制度依赖信任与协作之软肋。若任由猜忌蔓延，集体决策之效率、官吏执行之忠诚，皆会受损。当务之急，需以雷霆手段，公开澄清，揪出黑手，并强化内部监察与沟通。”
李顺听得火起：“哪个腌臜泼才敢乱嚼舌根？让老子逮住，非剥了他的皮！府主，让监察司和俺老李一起查，挖地三尺也要把这蛀虫找出来！”
张明远面沉似水。流言的时机太过巧妙，正值内部争论未息、外部压力骤增之际。这确实是司马懿风格的手段，阴狠而精准。
“此非寻常流言，乃心理战之利刃。”张明远缓缓道，“应对之法，不可仅靠抓捕。刘圭。”
“属下在。”刘圭应声。
“第一，继续追查流言源头，动用一切手段，但要外松内紧，避免人人自危。重点排查近期与中原有非常规接触、或行为有异常者。第二，启动‘清风’计划，对涉及流言所指的几位官员，由监察司进行一轮公开、透明但深入的例行廉政与忠诚复核，过程与结果可适当向执政委员会及贤良阁通报，以正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