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一号会议室的空调冷气开得十足，却驱不散我心头的燥热。椭圆形会议桌旁，十几个省级部门负责人正襟危坐，面前摊开的防汛文件在冷风中微微颤动。钟长河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目光如炬，扫过一张张或凝重或漠然的脸庞。
“各位，”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昨天那场暴雨，让省城变成了‘水城’。新闻里，市民划着澡盆出行，医院的急救车困在积水中寸步难行，地下车库成了养鱼池。这些画面，在座的谁看了不揪心？”
他猛地将手中的平板电脑拍在桌上，屏幕上正定格着一张老人在齐腰深水中艰难跋涉的照片。“我们天天讲民生为本，讲责任担当，可当老百姓真正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城市排水系统却掉了链子！这不仅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更是我们执政理念的试金石！”
钟长河站起身，走到巨大的电子地图前，地图上闪烁的红点标记着全城二十六个严重内涝点。“我要求，三天之内，所有积水必须排清！一周之内，拿出全市排水系统的详细排查报告！一个月内，给我一套彻底解决城市内涝问题的实施方案！”
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会议室回荡，几位急性子的厅长已经开始低声讨论起来。钟长河的目光落在了角落里一位身材微胖、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身上——省住建厅厅长兼市政局局长，钱立。
“钱厅长，”钟长河的声音陡然转冷，“市政局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直接管理者，你先说说吧。面对当前的灾情，你们打算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钱立似乎早有准备，不紧不慢地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翻开面前的笔记本。他的动作沉稳得有些过分，仿佛不是在讨论十万火急的救灾事宜，而是在参加一场无关痛痒的学术研讨会。
“钟省长，各位领导，”钱立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拿捏的平稳，“这次强降雨确实超出了历史同期水平，属于不可抗力。我们市政系统的同志们从昨天凌晨就开始全员上岗，通宵达旦地在一线排涝。目前，主要街道的积水已经基本排除，剩下的都是些老城区和低洼地带，排起来难度比较大。”
钟长河皱了皱眉：“我不想听这些成绩，我要知道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为什么每次下大雨都会内涝？为什么别的城市能扛住的降雨量，我们却不行？”
钱立的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他放下笔，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摆出一副“稳重”的姿态：“钟省长，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啊。咱们省城的排水系统，大多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设计标准低，管径细，早就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了。这是历史欠账，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历史欠账？”钟长河的语气中透出明显的不满，“钱厅长，我来省里工作也有两年了，这个‘历史欠账’我听了不下二十遍！难道因为是历史欠账，我们就能心安理得地看着老百姓年年‘看海’？”
“不是心安理得，是确实有困难啊。”钱立叹了口气，开始扳着手指头细数，“首先是资金问题。彻底改造全城的排水系统，没有几百亿拿不下来。省财政这几年重点扶持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市政建设这块儿实在是捉襟见肘。其次是工程复杂，主城区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水、电、气、通讯线路盘根错节，动一处就可能影响一片，施工难度极大。再者，征地拆迁也是个老大难，有些地段的居民工作不好做啊……”
听着钱立滔滔不绝地列举困难，钟长河的脸色越来越沉。这就是典型的“龟系”官员做派——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攻坚克难，而是如何为自己开脱，如何把责任推给客观因素。他们像乌龟一样，缩在自己的壳里，看似稳重，实则是怕担责、怕麻烦、怕改变。
“钱厅长，”钟长河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冰冷，“我问你，去年汛期过后，我们就发现了排水系统的隐患，要求你们拿出整改方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钱立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掏出手帕擦了擦，语气更加小心翼翼：“钟省长，我们去年确实做了初步方案，但后来考虑到财政预算和施工周期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分步实施，循序渐进。毕竟，这种大工程急不得，得稳重行事，不能盲目上马，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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