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意识到，自己先前将皇城司的膨胀，下意识地类比于记忆中那些模糊而恐怖的影像——明朝的锦衣卫、东西厂。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错置”的焦虑。
此刻，他清晰地看到了本朝与后世那些皇权无限膨胀的王朝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祖宗家法”的铁壁：本朝开国以来，“防微杜渐”四字乃是铁律。太宗、真宗、仁宗，历代先帝对宦官、外戚、女宠、宗室干政的防范，可谓到了极致。
宦官最高官阶不过遥郡，实权有限，且时刻处于台谏御史的虎视眈眈之下。“内臣结交外朝”乃是大忌，一旦发现，必遭重谴。”
士大夫集团的“天罗地网”：整个文官系统，从宰相到言官，其存在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格君心之非”，防止皇权滥用于私欲。
皇城司若真敢有丝毫逾越，弹劾的奏章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这些重臣，绝不会坐视一个宦官机构坐大。“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口号，是刻在帝国骨子里的权力结构。”
军队系统的独立性：枢密院-三衙的体系，与内侍省系统泾渭分明。宦官监军虽有其职，但想如唐代宦官般掌握神策军那样的禁军主力，在本朝无异于痴人说梦。
想到此处，赵顼甚至带着几分自嘲地腹诽：“莫说是李宪，就算把那明朝的魏忠贤、刘瑾弄到朕这熙宁朝来，面对这满朝朱紫、言路清明的局面，怕也得规规矩矩跪下磕头，敢有半点不轨之心，顷刻间便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排除了对“权阉”的恐惧，赵顼的思考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他意识到，真正的风险并非李宪个人会变成权臣，而是皇城司目前这种“政商一体”、“使命模糊”的运作模式本身，存在巨大的制度性风险。
职能异化：一个情报机构，如果其主要精力、资源和成就感来源于商业利润，那么其搜集情报的本职工作必然会退化，甚至可能为了商业利益而扭曲情报（例如，隐瞒边境冲突以维持贸易畅通）。
腐败温床：巨额利润在不透明的状态下流转，必然滋生庞大的腐败空间，腐蚀皇城司的战斗力。
授人以柄：此事若被朝臣知晓，攻击的将不是李宪，而是他赵顼本人！“遣中使经商，与民争利”的罪名，足以严重损害他的“明君”形象，动摇变法图强的合法性。
“所以，问题不在于李宪是否忠诚，而在于朕赋予它的这把‘剑’，剑柄之上，又生出了一条‘钱鞭’。
剑鞭一体，虽威力倍增，却也难以驾驭，易伤自身。朕要做的，不是毁掉这把利器，而是……将其‘剑’与‘鞭’分离，各自装上合适的剑鞘和鞭柄。”
一个清晰而大胆的改革方案，在赵顼脑海中逐渐成形——对皇城司进行“职能剥离”，实行“明暗分治”。
“明组”——回归本业的“皇城司”：
职能：专职负责京师治安、宫禁宿卫、侦缉谋逆、监察百官（有限度）等传统职能。一切行动需符合制度，接受三司（刑部、大理寺）的有限监督和台谏的质询。
目标：使其成为一个高效、专业、透明的情报与安保机构，重归“天子耳目”的本位。
经费：由朝廷正常拨款，保持其“清水衙门”的性质，避免被经济利益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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