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场赵顼乐见其成的风暴如期而至：
司马光虽远在洛阳，但仍愤然提笔，写下《论豪强高利贷病民疏》，遣快马直送京师。
奏疏中，他并未提及皇帝或新法，而是引经据典，痛陈高利贷“坏人心术，蠹害民生，动摇国本”之弊，要求朝廷“严敕州县，申明法令，以恤穷困”。
这封来自史学泰斗的奏书，为整个事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道德和理论高度。
吕诲等御史言官，更是直接行动起来。他们先是联袂前往开封府衙，调阅陈家庄案卷，以示关注。
随后，亲赴汴京街头，探望那些前来告状的苦主，听取血泪控诉。吕诲更是当众表态：
“若此事属实，乃豪强之罪，法所不容！若官府处置不公，我等必当叩阙死谏！”
一时间，整个开封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中：
案件压力：府衙外，各地涌来的苦主越来越多，状纸堆积如山，案情触目惊心，人证物证俱在。
舆论压力：汴京城内，街谈巷议，皆是指责豪强、同情苦主之声。开封府若处理稍有不慎，立刻会成为千夫所指。
清议压力：司马光的奏疏如同道德灯塔，吕诲等言官就像现场监工，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开封府尹韩缜（韩绛之弟）的一举一动。
他若想“大事化小”，立刻会被扣上“官官相护”、“漠视民瘼”的帽子，仕途堪忧。
赵顼的整个布局，是一场将“阴谋”与“阳谋”完美结合的典范：
底层（皇城司）用“阴谋”：暗中引导，煽风点火，但绝不留下任何干涉司法的把柄。
中层（言官、舆论）是“阳谋”：利用司光、吕诲等人恪守的道德准则和职责所在，逼他们不得不跳出来为民请命，从而将案件的政治能级无限放大。
高层（赵顼）超然物外：自始至终，皇帝没有下达任何干预具体案件的旨意，他只是一个“获悉民情、深感忧虑”的君主。
所有的压力，都看似来自“民意”和“法理”本身。
最终，开封府尹韩缜发现自己被逼到了墙角。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彻查此类案件，严惩为首豪强，以平民愤，以安天下。
而这，正是赵顼最想看到的结果——不亲自下场，却借天下人之力，为自己清理金融市场、推行新法的战略，扫清了最顽固的障碍，并赢得了最高的道德正当性。
这一局，韩缜成了棋子，司马光、吕诲成了急先锋，而真正的棋手赵顼，则稳坐钓鱼台，静待着他精心策划的这场舆论海啸，冲垮一切改革的绊脚石。
熙宁二年六月的汴京，热浪裹挟着潮湿的河风，蒸腾着这座百万人口的巨城。
然而，比天气更燥热的，是骤然席卷全城的舆论风暴。
陈家庄血案，连同那块浸染着百十个血手印的白布，如同一块巨石砸入深潭，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每一个角落。
开封府衙后堂，冰鉴里散出的些许凉意，丝毫无法缓解府尹韩缜眉心的结。他反复看着案头两份文书：
一份是陈家庄里正联合村民的血状，字字泣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