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通鉴》中的具体史实为例，论证“道”重于“术”，无道之术，其祸更烈。
最后，他发出雷霆般的反问，将难题抛回给对方：
“故，今之问者，尔所言‘设计税法、明晰律条’之‘术’，其灵魂何在？是为充盈国库以逞君王之欲，均平贫富以安万民之心耶？
若为前者，纵有‘术’万千，不过助纣为虐之霸术；若为后者，则需先明‘均平’之大道，而非汲汲于‘术’之本身！”
“尔等割裂‘道’‘术’，空谈‘解决’，试问：无道之术，与屠龙之技何异？纵能‘解决’一时一事，然于国家长治久安，是福是祸？”
文章写完，司马光掷笔，长吁一口气。这不是意气之争，而是道统之争。
司马光没有亲自去汴京，那不符合他的身份和处事风格。他唤来了他最信赖、也是学问最扎实的弟子之一——范祖禹（字淳甫）。
范祖禹此时正追随司马光在书局编修《通鉴》，以其沉静刚毅、学养深厚着称。
“淳甫，”司马光将文章递给他，“携此文赴汴京，不必投书报邸，径直去太学，将其张贴于明伦堂前。
若有人问起，便言是洛阳士子有感于近日之辩，所作的一家之言，供诸生参详批驳。”
“弟子明白。”范祖禹郑重接过文章。他深知此文分量，这不仅是师门的回应，更是对当下那股激进思潮的正面阻击。
数日后，范祖禹抵达汴京，依言将文章悄然贴出。
《正〈资治〉本义示诸生》一出，如同在沸腾的油锅中滴入冷水，瞬间在太学引发了新一轮、更深层次的思想地震。
支持司马光的学子们如获至宝，奔走相告：“司马公真乃砥柱中流！一语道破玄机！”
“我就说嘛，那三问看似有理，实则包藏祸心，欲使我等舍本逐末！”
而支持变法或陷入迷茫的学子，则再次陷入激烈的思考：“司马公所言‘道’之重要，确然在理……然则，空有‘道’，无‘术’以行之，道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无道之术’确是祸害，但‘无术之道’又如何落地？”
辩论并未停息，反而因为司马光的介入，从“是否要实务”的层面，彻底升华到了“‘道’与‘术’究竟该如何结合”的哲学思辨高度。
这场由皇帝匿名挑起的“太学三问”，终于引来了它最重量级的对手。
司马光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凛然的气度，成功地将辩论拉回自己擅长的“义理”战场，并为所有反对激进变法的人，提供了一面坚实的思想旗帜。
汴京的思想交锋，自此进入了真正的高手对决阶段。而年轻的皇帝赵顼，在深宫之中收到李宪的密报时，也必将意识到，他面对的旧党领袖，绝非易与之辈。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