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范祖禹将司马光那篇《正〈资治通鉴〉本义示诸生》张贴于太学明伦堂，并在士子中引发巨大共鸣与回响之时，所有人都认为，这场辩论的天平已开始向旧党倾斜。
“汴京一士人”似乎已被司马公的宏论逼入死角。
然而，他们低估了紫宸殿中那位年轻官家的耐心与锋芒。
仅仅隔了一日，就在司马光文章旁，一份墨迹犹新的题纸再次出现。
笔迹依旧从容劲健，但字里行间蕴含的力量，却如同蓄势待发的弓弦，充满了攻击性。
标题谦逊而凌厉：
《敬问温公并诸贤：知行困局何解？》
开场并非预想中的激烈驳斥，而是石破天惊的“认同”：
“温公（司马光）《正本》一文，字字珠玑，振聋发聩！
所言‘知而不行，确为空谈’，此乃至理名言，亦正是学生近日夙夜难眠、深以为忧之所在！”
此语一出，围观学子无不愕然！这并非认输，而是一种极高明的战术接手。
赵顼（以匿名身份）巧妙地将司马光的论点，从一个批判的“矛”，变成了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瞬间将双方从“对立者”变成了似乎是在共同探讨一个难题的“同道”。
这完全化解了对立情绪，并将议题瞬间拔高。
紧接着，笔锋如手术刀般精准，递出了第一问，直指“知”与“行”的核心关系：
“学生愚钝，由此生惑，敢向温公与诸贤请教：”
“有一医者，熟读《内经》、《伤寒》，乃至倒背如流，此可谓‘知’医矣？
然其临症之际，见病患而手颤心悸，从未敢开一方。请问，此医者，是真知医道，还是仅知医书？”
此喻通俗而致命。它将抽象的“知行关系”转化为具体的职业能力问题。
答案不言自明：无法实践的“知”是伪知，是残缺的知。
这就在哲学层面，将“行”定义为检验“知”的最终标准，为“实务”的至高无上性打下了楔子。
不等观者喘息，第二问紧随而至，直捣司马光理论的核心——《资治通鉴》本身：
“再问温公，《资治通鉴》煌煌巨着，究前世之兴衰，此乃洞悉大道之‘大知’，学生无比敬服。
然学生所惑者，书中此‘知’，是源自古人躬身实践之‘行’，还是源于书斋清谈之空想？
若后世学子，只知诵记《通鉴》之陈迹，面对今日全新之困局，却束手无策，无力‘行’出半分新策。
请问，此‘知’，尚有几分鲜活之生命力？尚能滋养今世否？”
此问堪称绝杀。它先以最高敬意肯定《通鉴》的价值，旋即指出其知识的源头活水正是“古人之行”，从而论证“行”是“知”的母亲。
进而质问，如果后人只知继承“知”的化石，而不能生出新的“行”，那么知识本身就会死亡。
这直接将司马光所珍视的“知”推入了“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催生新行动”的逻辑牢笼之中。
最后，第三问将焦点从宏大的哲学拉回到每个士人的内心，发起了灵魂拷问：
“三问温公，亦是扪心自问诸生：我等读书人，寒窗十载，乃至数十载，所求究竟为何？
是为在精雅书斋中注疏经典，成一‘行走的书橱’，博得清誉？还是为踏入这泥沙俱下、活生生的世间，体察民瘼，为生民立命，
将圣贤的道理，化作安邦定国、利泽万民之实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