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士人终极价值的抉择。它将一个理论问题，变成了一个尖锐的人生观问题。
在年轻而充满抱负的太学生心中，哪一个答案更能点燃他们的热血，不言而喻。
此三问的战术效果：
其一：化敌为友，抢占高地：首段的“认同”，瞬间将己方置于“共同求索真理”的制高点，姿态超然。
其二：釜底抽薪，重定核心：通过“医者”之喻，重新定义了“真知”，将“行”提到了根本地位。
其三：解构偶像，为我所用：通过分析《通鉴》的知识来源，巧妙地将这部礼法党经典解释为“实践出真知”的范例，反而成了支持改革派的论据。
其四：叩问人心，争取青年：最后的灵魂拷问，直接诉诸年轻学子的理想主义，引导他们向往一个“实干家”而非“清谈客”的人生，从根本上争夺了下一代的人心。
这份题纸，如同一枚投入深潭的巨石，在太学掀起了远比前几次更为剧烈的思想海啸。
支持变法者欣喜若狂，视之为对旧学体系的终极批判；
司马光的追随者则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他们发现，对方不再攻击“知”的重要性，而是在追问“知”的终极目的，这让他们难以用旧有的逻辑防御。
赵顼的这次出击，不再是简单的见招拆招，而是一次旨在重新定义士人精神内核与帝国价值观的哲学总攻。
他将司马光引发的“道术之辩”，成功地转向了更具实践性和感召力的“知行合一之辩”。
经此一役，熙宁变法的思想基础，被夯实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场太学大辩论，胜负的天平，已悄然逆转。
当太学诸生还在为前一日那三个凌厉的诘问争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之时，第四日的黎明，那份熟悉的题纸再次如约而至。
这一次，标题不再是疑问，而是庄重的宣告——
《知行本体论——与温公诸贤书》
文章开篇，并未延续昨日的锋芒，而是以一种集大成的恢弘气度，对连日来的辩论进行了总结与升华：
“连日与诸贤论辩，受益良多。尤感温公‘知而不行为空谈’之论，如暮鼓晨钟，切中时弊。
学生思之再三，有一得之愚，敢陈浅见：”
“窃以为，知与行，非两事，实乃一体之两面，本不可分。
恰如手心之于手背，相即相入，共存共亡。天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天下亦未有行而不知者，行而不知，只是冥行妄动。
此便是‘知行本体’之真义！”
这一段论述，石破天惊。它不再是纠缠于“知重要”还是“行重要”的二元对立，而是直接跃升到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提出了一个统摄性的核心概念——“知行本体”。
它将“知”与“行”统一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根本存在（本体），这从根本上超越了司马光“知行并重”但仍视其为二元的旧有框架。
随即，文章以这番新立论为基础，对司马光展现了极高的“宽容”与“整合”姿态，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
“由是观之，温公深惧学者‘知而不行’，故极力倡言‘笃行’，其心拳拳，正为对治我等书生空疏之痼疾！
而学生所忧者，乃是世人将‘知’与‘行’判然两分，以为可先求知、后再行，以致终身不行。故不揣冒昧，强调‘合一’。”
“二者看似侧重不同，实则一体同仁，同出一源！皆是为破除学者之痼疾，引导我等朝向那真切笃实、明觉精察之境界。”
这一手“化敌为友”堪称神来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