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他便以一代文宗的恢弘气度，定下了全文的基调：
“修尝闻：天下之事，莫先于立志。志不立，则天下无可成之业。
譬诸树木，不植其根，而徒事修翦枝叶、灌溉培拥，虽劳神疲形，终见其枯槁而已。
近观汴中友人所着《辨志》一文，深剖知行相须之理，直指为学之本，可谓‘拔本塞源’之论，切中时弊，修读之，深以为然！”
此段精妙之处在于：
高度肯定：开门见山，赞扬《辨志》为“拔本塞源之论”，立场鲜明。这并非谄媚，而是大师对真知的认可，瞬间将文章立于不败之地。
确立共识：将“立志”视为根本，与皇帝站在同一哲学起跑线上，避免了低层次的争论。
巧妙定位：称“汴中友人”，既点明渊源，又保持了学者间平等论道的超然姿态。
紧接着，他笔锋一转，开始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将辩论引入更深层：
“然，修窃有思焉。《辨志》以知行相须为鹄的，犹如指舟行需水，鸟飞需翼，其理至明。
然，舟何以固？鸟何以健？此二者之‘本’也。
舟不固，虽遇洪涛亦覆；鸟不健，虽临长风亦坠。
是故，知行二者，皆发于一‘本’。此‘本’为何？
乃士君子内守之‘道义’，所惜之‘名节’也！本立则道生，知行自有其源，如水出泉，木有根柢。”
此处，欧阳亮出了他的核心观点——“本末论”：
他承认“知行”如舟水、鸟翼般不可分，但追问其更深的根基——舟的坚固、鸟的强健（即“本”）。
他将“本”定义为内在的“道义”和“名节”。
这一定义，精准地链接了他一生推崇的“士大夫气节”，也是他对抗任何可能出现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倾向的思想堡垒。
然后，他以此“本末论”为尺，衡量当下士风，回应《辨志》对空谈的批判：
“观今之世，学者或皓首穷经，辨析毫芒，然临民莅事，茫然而无措，此非真‘知’也，乃知无其本，故流于口耳记诵之末；
或锐意功名，勇於任事，然举措失宜，背道而驰，此非真‘行’也，乃行无其本，故陷於躁进苟且之途。
此二者之弊，非知行分离之过，实不修其本之祸也！”
批评鞭辟入里：他将“空谈者”和“蛮干者”的毛病，都归结为“本”不立。
这比单纯批判“空谈”或“莽行”更为深刻，直指士人内在修养的缺失。
在完成了理论建构和现状剖析后，欧阳修提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张，也是此文点睛之笔：
“是故，欲救今日之弊，不在纠缠于知行孰先孰后，亦不在遽然变易法度。
在于修其本以胜之！但使天下士人，人人皆能正心诚意，以道义为守，以名节为惜，以此为本，则其发而为知，必为经世济民之实学；
其见而为行，必为安邦定国之实功。
外间所谓新旧之法、王霸之辩，皆为此‘本’之‘末’，本立则末自清，又何须哓哓争辩于不休？”
“修本胜末”——这四个字，是欧阳修政治智慧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