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洛阳独乐园的书局中，烛火通明。
司马光正埋首于浩瀚的史料中，为《资治通鉴》的某一卷做着批注。
自汴京“知行之辩”后，他更加沉默，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这部注定传世的巨着之中。
对他而言，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一种更为持久、更为根本的“立言”。
当家人送来京师急件时，司马光的神情没有丝毫波动。
他平静地拆阅，花的时间比欧阳修更长，读得更细。尤其是赵顼那封“咨议”手诏，他反复看了三遍。
他放下文书，缓缓起身，走到院中。月华如水，洒在园中的竹林上，一片清冷。
与欧阳修不同，司马光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被侵犯的愤怒。
“夷狄而效中国之礼，僭也！”
他心中响起《春秋》的断语。辽国修《辽礼》，办文会，在他看来，是最恶劣的“窃礼”行为，是对儒家道统最根本的挑战。
赵顼之前的“知行本体”论，虽与他的“格物致知”路径不同，尚属儒学内部的争论；而辽国之举，则是内外之防、华夷大义的生死线。
然而，正是这条“生死线”，给了他一个绝地反击的舞台。
汴京的舆论场，皇帝凭借更高的哲学架构和太学青年的支持，暂时占据了上风。
他司马光若继续在“知行”关系上纠缠，已难占便宜。但辽国的挑战，将争论拉回到了他最擅长、也认为最根本的领域——“名分”与“礼制”。
“好！好！好！”司马光连说三个好字，眼中锐光闪现。
“正愁无处与你论个是非曲直，你倒自己送上门来！”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辽国的宫廷上，当着耶律洪基和宋朝使团的面，用他最擅长的历史与礼法作为武器，进行一场堂堂正正的“正名”之战。
若能在此役中，淋漓尽致地阐发“华夷之辨”的精义，驳得辽国君臣哑口无言，那么，他司马光就不再仅仅是礼法的领袖，而是天下士林心中“道统”的扞卫者。
他在汴京暂时失去的影响力，将百倍地夺回！
这不再是派系之争，而是卫道之战。皇帝需要他，天下士林需要他，儒家的道统更需要他站出来。
他迅速回到书案前，笔墨间带着一股凛然之气。
“臣光诚惶诚恐，谨复陛下：辽主此书，包藏祸心，其欲乱我华夷之防，窃居礼乐正统之意，昭然若揭！此非寻常聘问，实乃道统之争！”
开宗明义，将性质定为最高级别的意识形态斗争。
“陛下若拒之，彼必谤我怯懦无文；然若应之而无备，则恐堕其术中。
故臣以为，当应，且必以雷霆万钧之势应之！”
态度比欧阳修更为激烈，主战色彩极其鲜明。
“使团北上，非为联谊，实为宣示正朔。当择精通《春秋》、深明礼制之臣，于其朝堂之上，据典驳谬，正本清源。
务使其知，礼乐之道，自有真统，非可强攀附会。如此，则彼之僭妄自消，我之纲常益固。”
他的策略更具攻击性，目标直指“摧毁”对方的合法性论述。
“臣虽愚钝，于史籍礼法，略知一二。若陛下不弃，臣愿效犬马之劳，北上一行，与彼国‘学士’论个明白！”
他甚至直接请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与决绝态度。
两封回奏，一持重，一激切，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战！
当这两封密奏摆上赵顼的案头时，年轻的皇帝知道，他手中已经掌握了最有力的武器，也点燃了最炽热的斗志。
一场由北朝发起，却注定将被南朝推向高潮的文化盛战，即将拉开序幕。
而司马光，这位刚刚在汴京受挫的礼法领袖，也终于在遥远的洛阳，找到了他重归权力与舆论中心的——最佳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