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赵顼斩钉截铁道：
“韩太师统筹全局，文枢密稳固中枢，吕公弼保障后方，蔡卿前敌决胜，种谔等固守消耗。
此方略甚妥！”
他随即指示：“即日起，枢密院便可依此方略，着手秘密筹备。”
“一、兵员抽调与编练：着蔡挺即日开始，从四军中遴选一万两千精锐，尤重骑兵与甲士，进行针对性操演，熟悉陕西地貌与西夏战法。”
“二、粮草军械预置：着三司、户部，开始有计划地向陕西诸路，特别是延州、庆州等预设后勤枢纽，增储粮秣、箭矢、火药，此事可借‘巩固边防’之名进行。”
“三、情报与工事：着皇城司、边州斥候，加强对西夏兵力调动、粮草囤积地的侦察。
同时，敕令种谔等将，利用冬春时节，加固前沿堡寨，深挖壕堑，广布陷马坑等障碍。”
赵顼最后环视三人，语气深沉：
“此乃未雨绸缪。朕但愿西夏梁氏知难而退，则天下幸甚。
然，若其执意南侵，我朝亦已有备无患！
此番，非为拓土，实为雪耻固圉！望诸公同心，助朕成此大业！”
“臣等必竭心尽力，以报陛下！”
韩琦、文彦博、蔡挺齐声应诺。
寒风依旧，但高台上的四人，心中却因一套清晰、务实的战争预案而充满了力量与决心。
帝国的战争机器，在平静的表象下，已经开始精准地运转起来。
熙宁二年十二月的夜晚，汴京皇宫大内灯火阑珊。
赵顼独自坐在庆宁宫的书房中，白日校场阅兵带来的振奋已渐渐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疲惫，这疲惫并非源于肉体，而是源于精神上的某种无力感。
他面前铺开一张纸，本想拟一份纲要，交由皇城司和亲近的翰林学士。
待来年开春，便开始有步骤地引导朝野舆论，重新塑造对西夏的认知，为可能的大战做好民意铺垫。
然而，当他提笔欲书时，白日里与韩琦、文彦博等人言谈间流露出的某些不经意的细节。
以及他自幼所闻的朝堂议论，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让他骤然停笔，心生寒意。
他意识到，他想做的事情，几乎是逆天而行。
他要挑战的，不是某个政敌，而是整个统治阶层——从宰相、台谏到普通士子——那种根深蒂固、近乎本能的“天朝上国”心态。
这种对西夏的认知，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源于一套自我构建的文化神话和意识形态滤镜。
在宋朝士大夫心中，西夏李元昊及其子孙，从来不是对等的“国王”，而是“叛臣逆子”。
西夏立国，是“僭号”，是“窃据”，根本不具备政治合法性。
这种定性，使得任何对西夏政治体制（如梁太后集权手段、蕃汉官制并行）的客观分析，都会被视作“为反贼张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