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亶的形象，在年轻士子心中悄然转变。
从一个“酷吏”、“幸臣”，变成了一个“敢言人所不敢言”、“直面惨淡现实”的孤勇者。
这种“反面教材”的效应，比任何说教都来得猛烈。
守旧派的激烈反应，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士大夫集团深藏的裂痕：
务实派（如曾布、章惇等中书门下新生代）：
虽未公开表态，但在私人场合，对舒亶的“敢言”表示欣赏，认为“早该有人戳破这层窗户纸了”。
中间派：开始冷静下来，重新翻阅典籍，审视西北奏报，第一次认真思考“西夏问题”到底严重到何种地步。
舒亶的“六问”和守旧派的“三板斧”对比，高下立判。
底层官员与士子：长期受困于信息不畅和升迁无望，舒亶的言论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出口和思考的新方向。
“消极害义”四个字，像一把刀，剖开了他们心中对上官“清谈误事”的长期不满。
最显着的变化是，“西夏”不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令人沮丧的话题。
它成了从庙堂到市井都可以公开议论的“显学”。
茶楼酒肆里，人们开始争论西夏的军力究竟如何，边贸是该禁还是该管，朝廷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那层由“天朝上国”虚荣心和“华夷之辨”意识形态共同织就的、遮蔽了现实数十年的厚重“遮羞布”，被彻底撕下，露出下面积弊已久、危机四伏的残酷真相。
紫宸殿内，赵顼面对着吕诲等人雪花般的弹章，只是淡淡地批了“知道了”三个字，便留中不发。
他私下对枢密使文彦博感叹：
“吕诲等人，除了‘心术’、‘风气’，竟拿不出一句关于钱粮、兵备的实在话。”
文彦博默然良久，回道：
“舒亶之言，虽似酷烈，然疮疥之脓，不刺不破。”
赵顼望向殿外汴京的万家灯火，心中了然。这场他暗中推动的风暴，效果比他预想的更好。
守旧派的过激反应，恰恰证明了舒亶打中了他们的七寸。
士林的撕裂，议题的公开，正是他想要的。他要的就是把这潭死水搅浑，让所有问题都暴露在阳光下。
“传旨，”
赵顼对李宪道：
“今年上元灯会，照常举办，要办得比往年更热闹。”
他要让全天下都看到，皇帝的镇定，和朝廷应对危机的信心。
同时，他也需要这场喧嚣的灯火，来掩盖暗地里更加紧锣密鼓的备战步伐。
熙宁二年的这个年关，汴京城没有因为一场思想风暴而冷清。
相反，一种混合着焦虑、兴奋、迷茫和期待的情绪，在寒冷的空气中激烈碰撞、发酵。
那层遮羞布被拿走之后，寒冷是真切的，但看清了方向的可能，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整个帝国的面前。
一场大雪悄然落下，覆盖了汴京的街巷，却盖不住那已在冰层下汹涌奔腾的暗流。
所有人都预感到，熙宁三年，注定将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