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的正月，汴京的节日灯火尚未阑珊，但满城士林的心思，早已不在觥筹交错之间。
太学门前的风波，经由各地进奏院的郎报、士子的私信，如野火般传遍四方，其热议程度，甚至压过了年节的喜庆。
舒亶那“消极害义”四字，犹如一柄利刃，剖开了朝堂的沉默，也让“西夏困局”成为天下读书人无法回避的公开议题。
然而，这股在汴京看似势不可挡的思潮，在帝国另一座文化心脏——西京洛阳，却遇到了最强劲、也最理性的反击。
这一击，并非来自气急败坏的谩骂，而是源于一座静谧的园林——独乐园。
其主人，便是退居洛阳，潜心着述《资治通鉴》的端明殿学士、旧党领袖司马光。
正月十五，上元灯节。一份由洛阳送至汴京友人处、随即被迅速抄传的《与友人论边事书》，在士林圈中引发了不亚于舒亶之言的震动。
这封书信，没有一句针对舒亶个人的攻讦，却以磅礴厚重的气度、缜密严谨的逻辑，对整个“新党”的执政思路，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司马光开篇，便展现出与汴京清流截然不同的高度：
“近观都下之议，边事嚣攘。或有言者，疾呼振武，指斥持重之臣为‘筑舍道谋（比喻一味空谈，不切实际）’、‘畏难苟安’。
其论看似激切，然察其本末，实乃舍本逐末，未知治国之大体也。”
（注：此处用“筑舍道谋”语出《诗经》，意为在路边盖房子，听信过路人的各种意见而无法建成，意指那些只会空谈批评而拿不出办法、畏惧困难只求苟安的行为。）
司马光首先重新定义了何为当前最紧要的“现实”，他笔锋沉痛：
“夫所谓天下之大患，现实之亟务，岂独在西北一隅之跳梁？
今日真正的现实，是东南民力已竭，中原财匮，百姓怨嗟之声，上达于天！”
“此正如一人之家，仓廪空虚，子弟怨嗟，为家主者，不思勤俭持家，安抚人心，却终日计较于邻人窃我一柴一米，乃至欲举债缮甲兵以寻衅。
此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耶？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此之谓也！”
（注：司马光巧妙地将“现实”的焦点从边境转移到国内矛盾，指责新政派只盯着西夏，反而忽略了“民困”这个最大的现实，这才是真正的“不见泰山”。）
紧接着，司马光展开其核心论述，论证为何“修德”是“振兵”之本：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祀者，非徒祭天拜祖之仪，实乃正朝廷、修纲纪、安百姓之谓也！
仁义不修，而务甲兵之利，此乃暴秦、强隋速亡之覆辙！”
他以史家笔法，列举史实：
“光观史册，汉武逐匈奴而海内虚耗，玄宗拓边疆而安史祸起。
其国势岂不盛？
甲兵岂不利？
然皆因内政不修，穷兵黩武，终致社稷倾危。
反观文景之治，昭宣中兴，皆以休养生息、不勤远略为本，故能国富兵强，四夷自服。”
“是故，今日之要务，在于皇帝修德，大臣尽责，轻徭薄赋，安抚百姓。
但使仓廪实，仁义行，则国家元气自足，威武自生。
届时，西夏蕞尔小丑，若仍冥顽不灵，则天兵一临，如秋风扫落叶，何足道哉？
而今日之新法，如青苗、免役，实乃操切从事，刻剥民力，是自毁根基，南辕北辙也！”
（注：司马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逻辑：真正的强大源于内部修明政治（修德），新政是摧残民力（毁德），因此当前首要任务是停止新政、与民休息，而非在西北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