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奠定了“修德为本”的论述后，司马光发出了他最凌厉的反击，重新定义了何为“畏难苟安”：
“故，夫今日之患，不在于不知西夏之虚实，而在于不知朝廷之虚实！不在于边陲无良将，而在于庙堂无善政！”
“彼辈只见千里之外敌骑飞扬，却对眼前嗷嗷待哺之流民视而不见；
只知高谈兵戈之利，却不知今日府库之虚耗，正由昨日之‘善政’（讽刺新法）所竭！”
“此等行径，避实就虚，舍内务外，非忧国远谋，实为畏难苟安之鄙夫也！
彼畏惧的是整顿内政、革除积弊之艰难，故而将视线转向外患，以求卸责邀功之便捷！
此方是真正的筑舍道谋，畏难苟安！”
（注：这是绝地反击。司马光将“畏难苟安”的帽子反扣回去，指出新政派不敢面对国内改革的深水区，反而拿边境问题转移矛盾，这才是真正的畏惧困难、苟且偷安！）
司马光的雄文一出，整个士林再次哗然！
其文不涉人身攻击，全篇引经据典，以史为鉴，立论高远，顿时让吕诲等人之前的弹劾显得苍白无力。
守旧派如获至宝：吕诲等人立即将司马光之文奉为圭臬，四处传抄，士气大振。
他们终于找到了对抗新政派的理论基石和道德大旗。
中间派陷入深思：许多原本觉得舒亶之言有理的官员，开始重新审视司马光的观点。
“修德安民”毕竟是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司马光的论述极具说服力。
新政派感到压力：司马光将国内矛盾与新法的争议与边事问题彻底捆绑。
使得任何加强边备的提议，都可能被解读为“无视民瘼”、“穷兵黩武”。
这为后续的军事部署设置了巨大的道德和舆论障碍。
紫宸殿内，赵顼仔细读着司马光的来信抄本，久久不语。
他必须承认，司马君实不愧为当世大贤，其论在道理上几乎无懈可击。
将问题的核心从“如何对付西夏”巧妙地转移到了“新政是否害民”这个更根本、也更敏感的问题上。
“司马光……这是给朕出了一道难题啊。”
赵顼轻叹一声。他知道，司马光的反击，意味着今后的改革之路，将不仅是政策之争，更是道统与史观之争，其难度远超以往。
然而，赵顼的眼中并未露出怯意，反而闪过一丝锐芒。
司马光的雄文，如同一面镜子，也照出了反对派最核心的诉求与底线。
这场席卷朝野的大辩论，虽然波诡云谲，却也将所有问题都摊开在了阳光之下。
“也好，”
赵顼对侍立一旁的李宪道：
“既然要辩，那就辩个明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知道。”
熙宁三年的正月，就在这汴京与洛阳的思想交锋中，拉开了序幕。
一场关于帝国根本道路的论战，已无可避免。
而那遥远的西北边陲，战争的阴云，正在这激烈的争吵声中，愈发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