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靶心，锁定议题：
直接点出“西夏之患，实乃国朝心腹之疾”。
这表明，皇帝将西夏问题提升到了最高级别的战略高度。
此前所有的思想交锋，至此被强制收束到一个具体的、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上来。
皇帝告诉所有人：别跑题，我们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解决西夏问题”。
订立规则，导向实干：
这是最核心、也最严厉的一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定下的总基调。
随后提出的“持实据、献实策、求实效”是具体方法论。
而“非听‘华夷’空论，乃听‘强弱’实情；非听‘义利’辩驳，乃听‘成败’方略”，则是赤裸裸的议题引导和筛选标准。
这意味着，从今往后，任何关于西夏的奏对、文章，如果还停留在泛泛的道德批判、华夷之辨、义利之辩层面，将在皇帝那里直接失效。
皇帝只对包含具体数据（强弱实情）、可行方案（成败方略）的“实学”感兴趣。
这期《邸报》造成的效果，是地震级的。
支持改革者（新党、务实派）：
欢欣鼓舞，如奉圭臬。
他们从御批中读到了最明确的信号：
皇帝站在他们这边，皇帝要的是“实干”和“实策”。
王安石、舒亶的文章提供了理论武器，而皇帝的御批则赋予了行动的合法性和紧迫性。
他们立刻开始埋头钻研边备、财政、地理，准备用厚厚的、充满数据和分析的奏章来赢得圣心。
守旧派（清流、朔学门人）：
如坐针毡，进退维谷。
御批像一道枷锁，锁住了他们最擅长的“道德文章”和“义理之辩”。
他们不能再靠空泛的“修德”、“仁义”来驳斥对手，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关于西夏的“强弱实情”和“成败方略”。
而这，恰恰是他们的短板。一些人开始被迫研究他们不屑一顾的“夷务”，更多人则感到巨大的失落和愤懑，认为圣学旁落。
中间派与太学生：
方向骤明，纷纷转向。
皇帝的御批如同灯塔，驱散了年轻人眼前的迷雾。
原来，报效国家不在于能写多华美的道德文章，而在于能否厘清边境屯田的亩产、分析西夏各军司的兵力虚实、提出巩固城防的具体工事方案。
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将兴趣转向地理、兵制、财政等“实学”，整个士林的风气为之一变。
边疆大吏（如吕公弼）：
长舒一口气，倍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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