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雪获准设立“格物院”并得到皇帝大力支持的消息，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又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朝堂。与之前单纯因女子封侯的非议不同，此次引发的争论，触及了更为根本的理念。
以丞相蒯彻为代表的部分文官，对此事持保留乃至反对态度。在一次非正式的廷议中，蒯彻直言不讳：
“陛下，工巧之术，虽利于一时，然究非治国之本。昔者贤君垂拱而治，靠的是仁政德化，礼乐教化。如今陛下鼓励匠作之术，设‘格物院’，恐使民风趋于机巧，重利轻义，舍本逐末。且将作大匠府权责本已甚重，再加设格物院，专研奇技淫巧，耗费国帑，臣恐非社稷之福。”
这番言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信奉儒家“重道轻器”思想的传统士大夫的观点。他们认为，治国当以德、以礼，而非倚仗这些“末技”。
太尉尉缭子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虽出身兵家，却也涉猎百家，更为务实：“丞相之言，老臣以为过于拘泥。治国固然需要德化礼乐，然强兵富国，岂能无坚实之基？墨雪所制夯锤、轨路，于新都营建功效卓着，省民力而增速度，此非利国利民之实事乎？若依丞相之言，莫非我等行军打仗，也只需仁义道德，无需坚甲利兵、攻城器械了？”
御史大夫随何则从另一个角度补充：“陛下，臣以为，格物院所研，未必仅限于土木工巧。农具改良可增粮食，军械精进可强国防，乃至医药、天文，皆可涉及。若能以格物之实学，补经义之空谈，于国于民，善莫大焉。关键在于引导与管理，使其为朝廷所用，而非任其泛滥。”
韩信高踞御座，静听臣工辩论。他深知，这不仅是关于一个机构的设立，更是关于未来帝国发展路径的潜在分歧。
待众人争论稍歇，他才缓缓开口：“丞相忧心国本，朕心甚慰。太尉、随大夫所言，亦有其理。”
他目光扫过众人，“《尚书》有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教化，自是根本。然‘利用厚生’，使物尽其用，民得富足，同样是圣王之道。墨雪之技，省万民之力，速国家之工，何谓奇技淫巧？若能使稻谷增产，使布帛易织，使军士少流血，便是大功德！”
他语气转厉，“朕意已决，格物院非设不可！然，蒯彻所虑亦有理，格物院需立规矩，其所研项目，需报将作大匠及丞相府备案，凡有涉军国、民生重大者，需朕亲批。其用度，亦由大司农署严格审核。以规矩成方圆，使其利国利民，而不致偏颇。”
这番话，既肯定了技术的价值，也采纳了文官关于加强管理的建议，展现了平衡与掌控。蒯彻见皇帝决心已定，且考虑了约束措施，也不再强谏，只得领命。但理念的种子已然埋下，未来的朝堂之上，关于“道”与“器”的争论，恐怕不会就此停止。
有了皇帝的支持和（有限的）经费，墨雪的格物院很快在将作大匠府旁挂牌成立。她并未大肆招摇，而是先从现有工匠中遴选了一批心思灵巧、不墨守成规者，又征召了少数对机械、营造有浓厚兴趣的寒门子弟。
格物院的第一项正式研究，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发明，而是针对现有农具的改良。墨雪亲自带着几名院员，深入京畿地区的农田，观察农夫如何使用耒耜、锄镐，询问其不便之处。她发现现有的直辕犁过于笨重，转弯费力，尤其不利于小地块的精耕细作。
基于观察和《考工记》等典籍的启发，墨雪与院员们开始尝试设计一种更为轻便、转弯灵活的“曲辕犁”。他们反复绘制草图，制作模型，在格物院后院的空地上进行模拟测试。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热烈的讨论声，时常从这座新成立的院落中传出，引得路过的其他衙署官吏侧目。
与此同时，对“轨路输车”的改进也在进行，试图减少木轮与轨道的磨损，并研究在坡度路段如何更省力。格物院就像一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虽然弱小，却蕴含着改变未来的巨大潜能。
百越使者依旧留在咸阳，由大行令孔聚负责陪同招待，学习礼仪。表面上，他们恭敬顺从，对天朝物产文化赞不绝口。然而，在夜深人静的客馆之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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