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喻，让赵国栋和周晓梅似乎明白了一点，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茫然。这些问题，对他们而言，太过宏大和遥远了。
“那……咱们还做实验吗？”赵国栋问出了最实际的问题。
“做！当然要做！”林知微斩钉截铁地说，“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光埋头傻干了。我们得一边做，一边想，一边学。”
她将那张书单贴在黑板旁边：“这些书，我们一起看，能看懂多少算多少。晓梅，你重点看公共卫生和流程相关的；国栋，你看看有没有和技术经济学、成本控制沾边的；其他的，我来啃。”
她又将“七五规划研讨会”的事情说了：“到时候，我去了回来，把听到的、看到的，都跟你们讲。我们要知道，上面在关心什么，风向往哪里吹。”
仓库里的工作节奏，因此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实验依然在继续，对“相对特异性”体系的优化一刻未停，但投入的时间比例悄然调整。每天，都会抽出固定的时间，天气转凉，铁皮炉子又点起来了，三人围坐在炉子边，就着昏黄的灯光，磕磕绊绊地阅读、讨论那些艰深的着作。林知微负责讲解核心概念，周晓梅和赵国栋则从各自的角度提出朴素却往往切中要害的问题和联想。
这个过程痛苦而缓慢，常常为了理解一个术语、一个理论模型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渐渐地，一种新的、更加宏观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开始如同涓涓细流，浸润进他们原本局限于技术细节的大脑。他们开始明白，技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本身的性能参数，更在于它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匹配与协同。
林知微自己，则承受着最大的压力。她不仅要消化海量的新知识，还要将于教授的三大命题时刻放在心头，反复咀嚼，试图勾勒出“微光”未来的完整图谱。她常常在深夜独自留在仓库，对着黑板上的框图发呆，时而感到豁然开朗，时而又陷入更深的迷雾。博士的“深造”，首先“深”在了对心智的磨砺和对认知边界的一次次冲击与拓展上。
就在这种高强度的思维训练与持续的技术攻关中，那场关乎未来的“七五”规划研讨会，如期而至。林知微跟着于怀仁教授，再次踏入部委那庄重而略显肃穆的大院。这一次，她不再是那个在学术会议上略带青涩的汇报者，而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贪婪的学习者。
会议的内容，关乎国家未来五年在基层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方向、技术路线选择和资源配置思路。她听到了官员们对“适宜技术”的强调，也听到了专家们对“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可行性”的激烈争论；她看到了大型国企代表展示其引进消化国外技术的宏伟蓝图，也听到了来自真正基层单位代表发出的、关于“实用性”和“可维护性”的微弱却执着的呼声。
她仿佛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俯瞰着整个行业的生态与博弈。于教授那三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些宏观的讨论和微观的细节中，似乎找到了些许模糊的脉络。
当一位来自西部的卫生局长，痛心疾首地陈述因为缺乏简单可靠的筛查工具，导致某些地方病无法早期发现、造成沉重社会负担时，林知微的手在笔记本下悄然握紧。她仿佛看到了“微光”在那片广袤而贫瘠土地上的用武之地，那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社会公平和人民健康的战略问题。
而当听到“康华生物”的代表，以其雄厚的资本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说辞，游说将其产品列入推荐目录时，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战斗意志，在她心中升腾而起。
研讨会结束，坐在返回的车上，于怀仁看着窗外流逝的街景，淡淡地问：“有什么收获？”
林知微沉默了片刻，整理着翻涌的思绪，缓缓答道：“老师，我好像……有点明白您说的‘战略价值’了。‘微光’或许不够‘先进’，但它可能是最适合去填补那些被主流技术和资本忽略的‘空白地带’的钉子。它的价值，在于它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对最真实、最迫切需求的精准回应。”
于怀仁的嘴角似乎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未置可否，只是说：“路还长。看清了方向，更要走稳脚下的每一步。”
回到仓库，林知微迫不及待地将研讨会的见闻和感悟分享给望眼欲穿的赵国栋和周晓梅。她没有描绘宏大的蓝图，而是重点讲述了那些来自基层的真实声音，以及“康华”在高层论坛上的活跃身影。
“我们的对手，已经不只是张立诚了。”林知微的声音带着一丝冷冽，“是整个围绕着‘引进’和‘资本’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既有体系。我们要想闯出一条路，光有技术还不够，必须要想清楚，我们到底为谁服务？我们不可替代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仓库里，炉火噼啪。三人围坐，目光交汇，不再有迷茫，只有一种被现实洗礼后愈发清晰的共识，以及一种即将面对更宏大战场前的、沉静的决绝。
博士的新篇，就在这视野的陡然开阔与使命的愈发沉重中，轰然开启。深造，深的是学识，更是责任与格局。星火虽微，其志已燃，其路，已指向那片需要它去燎原的、广阔而待垦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