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起来了。
我掀开帘子，回头看了一眼。京城的轮廓已经模糊，只剩一道灰线横在地平上。风从背后吹来，带着田土的气息。
随从低声说：“前面就是南州界碑。”
我没答话。尾戒的热度没退，反而更清晰了。那人还在，位置变了，往左移了些，离我们近了三百步左右。
我摸出一枚铜钱，咬破指尖滴血上去，贴在车壁内侧。血珠刚凝，就往东南角滑了一道细痕。
他们想让我们觉得无人关注。可只要有人看着，我就不能停下。
马车继续向前。田埂两边开始出现低矮屋舍，烟囱没冒烟。一个孩子蹲在门口玩石子，看见车队过来，立刻跑进屋里。
这就是他们害怕的事——百姓不敢信朝廷。
我推开车门，跳下马车。
随从惊住。“娘娘？”
“步行一段。”我说，“让他们看清是谁来了。”
队伍放慢速度。我走在最前面，布鞋踩在泥路上，留下一个个印子。远处田边站着个老农，拄着锄头看我们。
我朝他点头。
他没动，也没回礼，但没躲开。
这已经是进步。
尾戒突然剧烈一烫。我停下脚步，转向左侧那片坡地。树林边缘，一道人影一闪而过，太快，看不清脸。但地上有动静——一块石头被踢松，滚下了斜坡。
我盯着那块石头落下的地方。
那里不该有脚印。昨夜没下雨，土是干的，可石头周围有一圈浅痕，像是有人趴过。
随从顺着我的视线看去，低声说：“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不用。”我说，“让他们知道我们发现了，反而不好。”
我继续往前走。阳光照在脸上，有点刺。尾戒的热意一直没散，像一根线牵在背后。
走了约莫一里，路边出现一块石碑，歪倒在草丛里。碑上字迹磨得差不多了，只剩一个“农”字还看得清。
我蹲下来，用手擦了擦碑面。
这是旧政时期的劝农碑。那时候说“重谷抑商”，可谷仓年年空。现在新政推下去，他们宁可让地荒着，也不愿试试新法。
我站起来，对随从说：“记下来，这里立过碑。”
随从拿出册子写字。
我继续往前走。远处村子近了，能看到屋顶和院墙。有狗叫，也有女人喊孩子回家的声音。
尾戒又烫了一下。
这次不一样。不是远距离窥视，是靠近了。就在前方五十步内。
我抬头看去。
村口的老槐树下，站着一个人。穿粗布衣，戴斗笠，手里拿着一把镰刀。他没动，也没有避开视线。
他就那样站着，看着我们走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