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条文是死的，人是活的。若明知会减产还硬推，才是渎职。”
当晚，我召集府县两级官员与五位老农议事。桌上摆着旧账册、土地图、历年收成记录。
我开口就说：“我不来宣布命令，是来听你们说难处。”
一位老农抽着旱烟，半天才说：“我们不怕改，怕改得不明白。昨天说种豆，今天说种稻，明天又说要留草养土。官差一来，我们就得翻地，翻完又没人管。”
我点头：“所以这次我定三条：税基不变，灾年可缓缴；学馆不强建，先开夜课冬学；技术由本地老农带头试，成功了再推广。”
当场指定两名县丞为“试行协调使”，授他们临机裁量权。
有人反对，是位老书吏，胡子花白，捧着祖制簿子站起来：“大人，百年规矩岂能说改就改！”
我没反驳，只让人取来一百年前的赋役册。翻开一页页念：“光裕三年，改亩制；永昌七年，废人头税；乾元十二年，准荒地自垦……哪一条不是当年的‘新政’？今日之祖制，原是昨日之变法。”
他张了张嘴，最终低头退下。
第二日清晨，我去云阳县学旧址。那里原是座破庙，墙皮剥落，院子里堆着柴草。
我让人清扫出来，在院中摆了几排长凳。贴出告示：今晚开蒙讲习，百姓可携子女同来。
日落时分，来了二十多人。大多是孩子，父母站在后面观望。
我站在台阶上，声音不大：“我知道你们不信官府。有人说我们闭门造车，不检测到敏感内容,请修改后重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