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钟，她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苏法官，我是清水湾的李师傅。今天取样的时候，我发现了个怪事。”
苏清越立刻回拨过去。接电话的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李师傅您好，我是苏清越。您发现了什么？”
“就是……今天在工厂后面的老排污口取样时，我看见他们的技术员和那个北京来的专家说了几句话。”李师傅声音有些犹豫，“当时我离得远，听不清说什么。但那个专家点了点头，然后取样的时候，就跳过了旁边一个水坑。”
“什么样的水坑？”
“就是……颜色特别深的一个坑，周围草都死了。我觉得那个地方污染最严重，但专家没取那里的样。”
苏清越握紧手机：“您确定吗？”
“确定。我还特意走过去看了，那个坑里的水发黑，有股刺鼻味。但专家说那个点‘不具备代表性’，取了旁边的水。”
“现场录像了吗？”
“录了，全程都录。但我怕录像里看不清那个坑的情况……”
挂掉电话，苏清越在办公室里踱步。取样点的选择直接影响鉴定结果，如果漏掉了污染最严重的点位，整个评估都可能失真。
她再次打给赵明，这次接通了。
“赵庭长，清水湾的村民反映，取样可能漏掉了关键点位。”
她把李师傅说的情况复述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小苏，”赵明的声音很沉，“你现在说这些，我很难办。取样已经结束了，样本都封存送检了。而且现场有五位村民代表，两位企业技术员，七位专家，还有法警全程录像。如果真有问题，当时为什么没人提出来？”
“村民可能不懂，不敢质疑专家……”
“那现在质疑，证据呢？”赵明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关心这个案子，但程序已经走完了。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样违规，否则不可能重新取样。”
苏清越无话可说。是啊，程序已经走完了。即使真有瑕疵，现在提出来，只会被认为是“无理取闹”或“干扰鉴定”。
“不过，”赵明话锋一转，“你的提醒有道理。我会让书记员仔细核对现场录像，特别是那个水坑的情况。如果确实有问题，会在鉴定报告中注明。”
也只能这样了。
挂掉电话，苏清越坐在黑暗中。窗外的城市灯火依旧，但她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法治的困境就在于此：程序保障了公正，但也可能成为掩盖问题的屏障。当所有程序都“合法合规”地走完，即使结果可能有偏差，也很难推翻。
手机又响了，是周维。
“情况怎么样？”
苏清越把情况说了一遍。
“果然……”周维声音低沉，“我们查到，陈建军所在的鉴定中心，去年接受过一家化工企业的捐赠，用于实验室设备更新。那家企业虽然不是鑫旺化工，但属于同一个行业协会。”
“这些关联为什么不早点查出来？”
“因为太隐蔽了。”周维说，“捐赠是以行业协会名义进行的，企业名单不公开。我们是查另一个案子时偶然发现的。”
“现在怎么办？”
“只能等鉴定结果出来。”周维说，“但你们要做好准备，如果结果明显偏离其他两家的结论，要能拿出质疑的依据。”
这一夜，苏清越失眠了。她反复思考程序与实质的关系，思考如何在既定的规则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
凌晨三点，她忽然坐起来，打开电脑。
她给赵明写了封邮件，不是质疑取样过程，而是提出一个建议：在鉴定报告中，不仅要给出最终结论，还要完整呈现三家机构各自的检测数据、分析方法、推理过程。让合议庭能看到不同专家判断的差异，而不是只有一个简单的结论。
“兼听则明。”她在邮件中写道，“如果三家机构的结论一致，那是最好的证据；如果有分歧，分歧点在哪里、为什么分歧，这些信息对法官判断同样重要。”
发完邮件，天已经蒙蒙亮了。
她走到窗前，看着城市从沉睡中醒来。街灯一盏盏熄灭，晨曦给楼宇镀上金边。
新的一天开始了。而鑫旺化工案的鉴定，也进入了最关键的实验室分析阶段。
她知道，自己能做的很有限。但即使有限，也要做到极致——用专业，用细心，用对真相的执着，去守护那道公正的底线。
窗外的鸟开始鸣叫，清脆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苏清越洗了把脸，换上制服。镜子里的人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依然清澈坚定。
今天，她要继续推进平台建设项目。那个项目，将来或许能避免今天这样的困境。
路还很长。但她会一直走下去。
因为法治的进步，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困境、一次次反思、一次次改进中，慢慢实现的。
而她，愿意成为这漫长进程中，一块坚定的铺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