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班进入第二周时，课程重点转向政法工作实务。周三上午是“政法单位协同机制建设”专题，主讲人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国栋。这位曾主持环境损害鉴定平台论证的领导，一开口就直指问题核心：
“同志们，你们来自不同政法单位，在工作中一定遇到过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有些案件法院判了执行不了？为什么有些线索公安查了移送给检察院却诉不出去？为什么有些矛盾纠纷各部门都管又都不管？”
台下的学员纷纷点头。苏清越想起鑫旺化工案中，环保协会取证难、鉴定贵、执行慢的问题，不正是协同不畅的体现吗？
“根本原因在于，”李副书记敲敲讲台，“我们政法各单位虽然目标一致，但职责分工不同、工作流程不同、考核标准不同。就像一支足球队，前锋、中场、后卫各司其职，但如果缺乏有效配合，再好的个人技术也赢不了比赛。”
他调出一张全省政法工作流程图：“从今年开始，省委政法委要重点推进‘政法工作一体化协同平台’建设。这不是要模糊各单位职责边界，而是要在依法履职的基础上，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会商、联合督办等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课后，苏清越想找李副书记请教平台建设的具体问题，但围上去的人太多。她正准备离开，却被班主任杨主任叫住了。
“小苏，李副书记让你下午两点去他办公室一趟。”
下午一点五十，苏清越提前来到省委政法委大楼。与省高法的现代化建筑不同，这栋楼是八十年代建的，走廊宽敞但略显陈旧，墙上挂着各种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图。
李副书记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面。敲门进去时，李副书记正在接电话，示意她先坐。
办公室不大，书架上摆满了政策文件和理论着作。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张照片——李副书记年轻时穿着法官袍，在某个山区法庭门口与群众的合影。
“小苏同志，来了。”李副书记挂掉电话，“你在信访局的调研心得我看了，写得不错。特别是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思考，有实践基础。”
“谢谢李书记。”
“今天找你来，是想听听你对‘政法协同’的具体建议。”李副书记开门见山，“你在法院工作过，办过环境公益诉讼这样的新型案件，应该深有体会——单靠法院一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苏清越坐直身体：“是的。鑫旺化工案中，我们发现几个突出问题：环保部门有监测数据但不主动移送，公安经侦对污染环境罪的立案标准把握不一，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尺度不明，法院判决后的修复执行缺乏监督……各部门都在履职，但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说得好。”李副书记拿起笔记录，“你认为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可以从环境资源保护领域先试点。”苏清越说出了思考多日的想法，“建立‘环境资源保护政法协同工作机制’，由政法委牵头，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环保、自然资源等部门参加。重点解决三个问题：线索双向移送、证据标准统一、判决协同执行。”
她详细解释了每个环节的设想。比如线索移送，环保部门在日常执法中发现可能涉嫌犯罪的污染行为，应同步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的民事公益诉讼线索，应告知检察机关。比如证据标准，各部门对环境损害鉴定、污染物检测等证据的采信标准应当一致，避免重复鉴定。比如协同执行，法院判决的生态修复费用，可以由环保部门组织实施，财政部门监督使用。
李副书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想法很好，但有难度。最大的难点是各部门都有现行法律法规和工作规程，改变需要过程。”
“可以先从工作机制创新入手，不急于修改法规。”苏清越说，“比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合发文明确协作事项、开发信息共享平台。等机制运行成熟了，再推动立法完善。”
“你考虑过平台建设的技术问题吗？”
“考虑过。”苏清越从包里拿出笔记本，“我在省高法参与环境损害鉴定平台建设时，研究过数据共享的技术方案。核心是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各部门系统通过中间件对接，既实现信息共享，又保证数据安全。”
李副书记眼中露出欣赏：“看来省高法推荐你来研修，是有道理的。这样吧，你牵头起草一份《关于建立环境资源保护政法协同工作机制的试点方案》，下周五前给我。如果可行，我们就在东州市先试点。”
从办公室出来，苏清越既兴奋又感到压力。这比她预想的任务要大得多——不是简单的学习心得，而是一份可能改变全省政法工作格局的方案。
回到党校，她立即开始工作。第一步是收集资料：全省环境资源案件数据、各部门职责清单、现有协作机制运行情况……她联系了还在省高法的孙主任，请求提供环境案件统计数据；联系了环保厅王处长，要来了近三年行政处罚案件台账；还通过周维，拿到了纪委查办环保领域腐败案件的情况分析。
周四晚上小组讨论时，她把这个任务告诉了组员们，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这是个好主意。”林雪首先支持，“我们公安经侦在查办污染环境罪时，经常遇到取证难的问题。如果能和环保部门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可以提前固定证据。”
李媛从检察角度提出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需要大量调查取证。如果有政法协同机制，可以申请公安协助调查，效率会大大提高。”
司法厅的同志说：“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也可以纳入。有些污染企业负责人被判刑后，企业就没人管了，可能继续污染。如果司法行政机关能介入监督整改，效果更好。”
讨论持续到十点。散会后，苏清越回到宿舍继续整理。凌晨一点，她收到了周维发来的邮件，附件是一份外省政法协同工作的调研报告。
“这是我托同学从外省政法委要来的，可能对你有用。”周维在邮件里写道，“另外，我们查办的那个国企老总案件，发现他通过一个环保基金会洗钱。这个基金会表面上资助环保项目，实际上为企业违规排污提供‘绿色掩护’。建议在你的方案中考虑如何防范这类‘洗绿’行为。”
苏清越仔细阅读了报告。外省的做法是建立“政法环保联合执法办公室”，实体化运作，但缺点是容易与各部门原有职能重叠。她思考后决定采用“虚体实做”的思路——不设新机构，而是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协同。
周五上午是“信息化建设与政法工作创新”课程。主讲人是省大数据管理局的专家。课后，苏清越特意请教了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技术方案。
“难点不在技术，在管理。”专家直言不讳，“每个部门都说自己的数据重要、敏感，不愿共享。就算共享了，标准不统一，格式各异，根本用不起来。”
“如果由政法委牵头制定统一标准呢？”
“那就有希望了。”专家说，“关键是要有权威部门推动。你们可以先从‘最小数据集’开始——各部门必须提供的最基础数据，比如案件基本信息、执法结果、鉴定意见等。等大家看到共享的好处，再逐步扩大范围。”
带着这些建议，苏清越周末两天闭门写方案。周日下午，初稿完成。她发给李副书记前，先请孙主任帮忙把关。
孙主任很快回复：“方案总体可行，但要注意几点：一是明确各部门责任，避免‘协同’变成‘扯皮’；二是设定合理目标，先易后难，不求一步到位；三是考虑基层实际，不能增加一线人员负担。”
她根据建议做了修改。周一下午，方案正式提交。
周三上午，李副书记通知她：“方案基本通过，政法委决定在东州市试点。你本周五回东州，参加试点启动会。”
这个消息让苏清越既紧张又期待。她没想到自己的设想这么快就要落地实践。
周四晚上，她收拾行李时，周维打来电话：“听说你要回东州了？”
“嗯，试点启动会。”
“我也要去东州，继续查那个国企老总的案子。周五晚上……一起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