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雅茶楼位于东州老城区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脸不大，装修古朴。这是李为民指定的见面地点——他说这里安静，适合谈话，而且离他家不远。
下午三点差五分，苏清越提前到达。她穿着便装，深灰色羊绒大衣，黑色长裤，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职业女性。但在茶楼周围，省纪委保卫处的四名同志已经就位，两个在对面咖啡馆，一个在巷口报刊亭，一个在茶楼隔壁的文具店。茶楼内部的三个包间也被提前预订，左右两间是保卫处的同志，中间那间留给李为民和苏清越。
李司长在指挥车上，通过苏清越身上的隐蔽式录音设备和茶楼内部的监控，可以实时掌握情况。这是经过严格审批的程序——对退休省级领导的询问，必须全程录音录像，确保规范。
三点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车上下来一位老人，穿着深蓝色夹克，头发花白但梳理整齐，手里拄着一根手杖。正是李为民。
苏清越站在茶楼门口，迎上前去：“李老，您好。”
李为民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复杂：“苏清越同志？比我想象的年轻。”
“请进，已经订好包间了。”
两人走进茶楼。老板显然是认识李为民的，热情地迎上来：“李老，您来了！还是老位置？”
“嗯，308。”
308包间在二楼最里面，窗户临街，可以看见巷子里的情形。包间不大，一张八仙桌，四把太师椅，墙上挂着山水画，角落摆着绿植。很雅致，也很私密。
落座后，服务员端来茶具。李为民摆摆手：“我们自己来，你忙去吧。”
服务员退出去，轻轻带上门。包间里只剩下两人。
李为民开始泡茶，动作很熟练。他先烫杯，再取茶，然后注水，每一步都一丝不苟。苏清越静静看着，没有催促。
茶泡好了，李为民递过来一杯：“尝尝，这是今年的明前龙井，朋友从杭州带来的。”
苏清越接过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好茶。”
“茶如人生，要静下心来品。”李为民也喝了一口，放下茶杯，“苏清越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里见面吗？”
“愿闻其详。”
“二十年前，我在这里见了一个人。”李为民看向窗外，眼神有些遥远，“那时候我还是副市长，他是省里来的处长。我们在这间包间里谈了一个下午，谈工作，谈理想，谈未来。他说我能力强，有前途，要好好干。”
他顿了顿：“那个人后来成了省领导，我也一步步往上走。这个茶楼，见证了很多事，也见证了很多人的起起落落。”
这话里有话。苏清越没有接，只是静静听着。
“现在轮到我了。”李为民转回头，看着苏清越，“纪委找我，说我涉嫌违纪违法。我今年六十八岁，退休八年了，身体也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心脏还有问题。说实话，没想到还会有这一天。”
“李老，组织上只是核实一些情况。”苏清越谨慎地说，“如果您没有问题，组织会还您清白。”
“清白？”李为民笑了，笑容有些苦涩，“在体制内干了一辈子，谁敢说自己绝对清白？有时候为了工作，不得不做一些变通；有时候为了帮人，不得不打一些擦边球。这些算不算问题？算的话，那我问题就多了。”
这话说得很有技巧——既承认了可能有“变通”“擦边球”，又把这些说成了“为了工作”“为了帮人”。
苏清越放下茶杯：“李老，我们今天见面，主要是听听您的想法。如果您有什么要说明的情况，可以现在说，我们会如实记录。”
“说明情况……”李为民重复了一遍，“好，那我就说说。第一，关于我儿子李浩然的事。他是做生意，搞房地产，这没错。但我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他谋利。他的公司都是通过正规渠道投标，合法经营。”
“那为什么他的公司能承接那么多政府项目？”
“因为他公司实力强，信誉好。”李为民说，“东州这些年搞建设，需要好的开发商。金鼎地产质量过硬，价格合理，自然能中标。这跟我没关系。”
“可是据我们了解，有些项目在招标前，您给相关部门打过招呼。”
“打招呼是有的。”李为民坦然承认，“但那是工作上的正常沟通。我是分管城建的副省长，了解重点项目进展，督促工作落实，是我的职责。难道因为项目最后是我儿子公司中标，我就不能过问了？这说不通。”
这个辩解听起来合理，但苏清越知道其中的玄机——领导“过问”和“打招呼”，在现实中往往意味着施压。
“那关于二十年前那起企业偷税漏税案呢？”苏清越切入关键问题，“郑国平提供的录音显示，您当时干预了案件处理。”
李为民的脸色变了变。他端起茶杯，手微微颤抖，茶水洒出来一些。
“郑国平……”他放下茶杯，“这个人心术不正。当年我提拔过他，但他后来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我疏远了他，他就怀恨在心。现在他出事了，就想拉我下水。那个录音，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的，但肯定有问题。”
“录音经过技术鉴定，真实有效。”
“技术鉴定也可能出错。”李为民坚持道，“而且，就算录音是真的，我当时说的话也只是工作建议。那家企业是县里的纳税大户，解决了上千人就业。如果因为偷税问题把它搞垮了，工人失业，税收减少，这个责任谁负？作为领导，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有什么错？”
“但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苏清越说，“不能因为企业大、就业多，就网开一面。否则，法律的严肃性何在？”
李为民沉默了。他重新端起茶杯，但这次没有喝，只是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
包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市井声音。
过了许久，李为民开口，声音低沉了许多：“苏清越同志，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九。”
“二十九……真年轻啊。”李为民叹了口气，“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刚当上副县长，意气风发，觉得什么都能干成。那时候我也想坚持原则，也想铁面无私。但后来发现，现实很复杂。有时候原则和现实冲突，你要怎么选？”
“我认为原则不能退让。”
“那是因为你还没遇到真正的考验。”李为民看着她，“我问你，如果你亲弟弟开公司，合法经营，但在招标中因为资质问题可能中不了标。而那个项目对你弟弟的公司至关重要，中了就能活，不中就倒闭。你弟弟求你帮忙，你会不会说句话？”
这个问题很刁钻。苏清越思考后回答：“如果他的公司确实符合条件，只是因为一些程序问题受阻，我可以帮他反映情况。但如果不符合条件，我不会说话。”
“反映情况就是打招呼。”李为民说，“你说一句话，下面的人就会想：这是领导的亲戚，要照顾。于是资质问题就‘灵活处理’了。你说你没打招呼，实际上你已经打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只要身在其中，就难免会有问题？”
“我是说，水至清则无鱼。”李为民说，“在体制内干，尤其是在领导岗位，要处理各种关系，要平衡各种利益。完全按条文办事，很多事办不成。适当变通，是为了把事办成。这个度，很难把握。”
他顿了顿：“我承认，我在这个度上，可能把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为了推动工作，为了帮人解难，说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但这些，都是出于公心，不是为了私利。”
“收受王建国五十万元，也是出于公心吗？”苏清越突然问。
李为民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他盯着苏清越，眼神变得锐利：“谁说的？郑国平？”
“我们有证据。”
“那是诬陷！”李为民激动起来，“我从来没有收过王建国的钱！他是给我送过礼，但我都退回去了！你们可以去查，可以去问王建国！”
“王建国已经去世了。”苏清越平静地说，“三年前车祸去世的。”
李为民愣住了。这个信息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去世了……”他喃喃道，“死无对证了。”
“但还有银行流水，还有证人证言。”苏清越说，“李老，我们今天见面，是给您一个说明情况的机会。如果您有问题，主动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您没有问题，也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光靠辩解是不够的。”
李为民低下头，双手紧紧握着茶杯。茶杯里的水已经凉了，但他浑然不觉。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包间里的气氛越来越凝重。
终于，李为民抬起头，眼神变得决绝：“好，既然你们要证据，我就给你们证据。但我有一个条件。”
“您说。”
“我写一份情况说明，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但这份说明，我只能交给林正声常委，不能交给其他人。而且，写完之后，我要见省委书记一面。”
这个条件很特殊。苏清越想了想：“我需要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