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刚过，云湖区委会议室里就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着二十多人——区委书记、区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还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室后排，苏清越和周维作为具体经办人员列席。
这是专题研究旧城改造遗留问题的会议，但每个人都知道，会议的核心是张建国的问题线索。
区委书记李明开场就定下基调：“旧城改造是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但在推进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今天开这个会，不是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而是要从制度层面查漏补缺，完善机制。”
这话说得很巧妙，既点出了问题，又给了台阶。
区纪委书记陈卫国接着汇报：“根据前期审计和信访反映的情况，我们在旧城改造领域发现了一些风险点。主要集中在项目决策、合同管理、资金使用等方面。建议在全区开展专项治理，排查问题，完善制度。”
他展示了风险排查清单，十六项内容，每一项都对应着可能的廉政风险。张建国涉及的固定总价合同问题，被列在第七条“合同管理不规范”下面，没有点名，但知情人都明白。
住建局局长表态：“我们住建系统坚决支持专项治理。旧城改造涉及资金量大、利益主体多，确实需要规范。我们建议建立‘合同备案审查制度’，所有政府投资项目合同，都要经过法律顾问和审计部门双重审核。”
财政局局长补充：“资金监管也要加强。建议推行‘项目资金全程监控系统’，每一笔支出都要有明确依据，防止挪用和浪费。”
讨论很热烈，各部门都提出了建议。苏清越认真记录着，她注意到一个细节——张建国作为街道分管领导，一直没有发言。
直到区委书记点名：“建国同志，你们街道是旧城改造的主战场，你有什么建议？”
张建国清了清嗓子：“各位领导，我们街道一定全力配合专项治理。旧城改造那段时间，任务重、时间紧，确实有些工作做得不够规范。这次专项治理是个好机会，我们可以把历史问题理清楚，把制度完善好。”
他说得很诚恳，甚至有些自我批评的味道。但苏清越听出了另一层意思——把问题归因于“任务重时间紧”，把不规范说成是“工作不够细致”。
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最终形成了三点意见：第一，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区委书记任组长；第二，用三个月时间，全面排查2018年以来所有政府投资项目；第三，制定《云湖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从制度上防范风险。
散会后，周维和苏清越走在最后。
“你怎么看？”周维问。
“张建国的反应比预想的要‘配合’。”苏清越说，“他主动承认工作不规范，反而让人不好再深究。”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周维低声说，“把个人问题转化为工作问题，把违纪风险转化为工作失误。这样一来，最多是批评教育，不会涉及纪律处分。”
“但那些疑点……”
“疑点还在。”周维停下脚步，“清越，专项治理是个好机会。虽然不直接查张建国，但我们可以通过排查，发现更多线索。如果确实有问题，总会露出马脚。”
回到纪委监委，苏清越开始整理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她负责起草“合同管理”和“资金使用”两个重点领域的排查指引。
写合同管理部分时，她特意加了一条：“重点排查固定总价合同的使用情况，分析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评估可能造成的财政风险。”
这指向很明确。
下午，张玉梅拿着一个文件袋进来，表情神秘：“清越，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是一份泛黄的会议记录——2019年4月8日，云湖街道党工委会议。议题之一：旧城改造项目拆迁公司选定。
记录显示，当时有三种方案：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直接委托。张建国在会上发言：“时间紧迫，建议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邀请三家有经验的拆迁公司参与。”
党工委书记最后拍板：“同意建国同志意见。但要求成立谈判小组，集体决策。”
而云湖拆迁服务有限公司，正是当时受邀的三家公司之一。
“这说明，选择这家公司是有决策程序的。”张玉梅说，“至少表面上合规。”
苏清越仔细看会议记录后面的附件——谈判小组成员名单。组长是张建国，副组长是当时的城建办副主任，成员有财政所、审计所的同志。
“谈判过程有记录吗？”
“我找了，没有。”张玉梅摇头，“档案室说，这部分材料‘可能丢失了’。”
又是丢失。苏清越皱起眉头。核心环节的记录偏偏丢失，这太巧合了。
“玉梅姐，谈判小组的其他成员，还能找到吗？”
“我查了。副组长两年前调走了，去了邻县。财政所和审计所的同志还在，但……”张玉梅压低声音，“我侧面了解过，他们不太愿意谈当时的事。”
“为什么？”
“不清楚。但感觉有顾虑。”
苏清越明白了。在基层，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很多事不愿多说。特别是涉及领导的问题，更是敏感。
但她没有放弃。第二天，她通过区审计局的老王，联系上了当时审计所的参会人员——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同志，姓赵。
约见地点选在区审计局的档案室。赵工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正在整理档案。
“赵工，打扰您了。”苏清越客气地说。
“苏主任是吧？坐。”赵工推了推眼镜，“老王跟我说了，你们在搞专项治理。2019年的事，有点久远了。”
“是有些久了，但有些情况想向您请教。”苏清越拿出会议记录复印件，“您还记得这次谈判吗？”
赵工看了很久，才说：“有点印象。当时拆迁任务很重，时间很紧。街道办想快点定下来。”
“谈判过程您参与了吗？”
“参加了。但我主要是看程序，具体的业务谈判，我不太懂。”赵工回忆，“三家公司的报价，我记得都差不多。最后定哪家，主要是街道那边定。”
“云湖拆迁公司有什么优势吗？”
“这个……”赵工犹豫了一下，“他们报的是固定总价，其他两家是成本加酬金。街道办可能觉得固定总价好控制预算吧。”
“但固定总价把风险都转嫁给政府了。”
“是啊，我当时也提过。”赵工说，“但街道办的同志说，他们有办法控制成本。具体怎么控制，我就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