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清越记下这个细节。张建国所谓的“有办法控制成本”，是什么办法？
“谈判结束后，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她问。
赵工想了想：“谈判是下午结束的。晚上……好像有个饭局。街道办请谈判小组的人吃饭，三家公司的代表也在。”
“您去了吗？”
“我没去。家里有事，先走了。”赵工顿了顿，“不过后来听说，饭桌上谈得挺‘深入’的。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饭局。这个词让苏清越警觉起来。纪检监察工作中有个经验：很多问题线索，都是从饭局开始的。
离开审计局时，老王送她到门口：“小苏，赵工说得比较含蓄。但你应该能听出来，当年的事不简单。”
“我明白。谢谢王科长。”
“专项治理是个好抓手。”老王说，“但你要注意，有些人可能会借治理之名，行掩盖之实。把问题‘规范’掉，而不是真正解决。”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苏清越确实有这种担心——专项治理最后变成“走过场”，问题被技术性地处理掉，责任人安然无恙。
回到办公室，她把这个担忧告诉了周维。
周维沉思良久：“你的担心有道理。所以，我们要在方案设计上堵住漏洞。”
“怎么堵？”
“第一，专项治理要引入第三方评估，不能自查自纠。第二，发现问题要分类处理，该整改的整改，该移送的移送。第三，治理结果要公开，接受监督。”
“还有第四，”苏清越补充，“要建立长效机制。不能治理一阵风，过后又反弹。”
“对。”周维点头，“清越，你来起草长效机制部分。特别是监督机制——如何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接下来的几天，苏清越全心投入方案起草。她借鉴了在省纪委研究的成果，设计了“三重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关的再监督、审计部门的专业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
她还专门写了一节“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哪些是改革探索中的失误可以容错，哪些是违纪违法必须纠错。这既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又划清了纪律红线。
方案初稿完成后，她先请张玉梅提意见。
张玉梅看完，感慨地说：“清越，你这几年进步太大了。这个方案既有高度，又接地气。特别是容错纠错那块，很符合基层实际。”
“都是跟你们学的。”苏清越说，“在基层，我看到了很多在机关看不到的情况。干部有干事的热情，但也有各种难处。监督不能简单化，要实事求是。”
“所以人们常说，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张玉梅拍拍她的肩，“清越，你的挂职期快到了吧？舍得走吗？”
这个问题让苏清越愣了一下。是啊，一年挂职期只剩下两个月了。时间过得真快。
她想起刚来云湖时的情景，想起这一年办的案子、协调的工作、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这个曾经熟悉的地方，现在有了更多复杂的感情。
“还没想好。”她如实说，“看组织安排吧。”
晚上，母亲又打来电话。这次说的是另一件事。
“清越，你郑阿姨今天又来了。她说张主任的妻子找她哭诉，说张主任最近压力很大，晚上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好多。”
苏清越沉默。
“妈知道这是工作，不该多说。”母亲的声音很轻，“但妈想说，张主任也是五十岁的人了，在街道工作一辈子。如果真的有问题，依法处理。但如果只是工作失误，能不能……给人改正的机会？”
“妈，我明白。”苏清越说，“纪检监察工作不是要把人一棍子打死，而是要治病救人。我们会实事求是处理的。”
挂了电话，她走到窗前。夜色中的云湖，灯火点点。每一盏灯下，都是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故事。
张建国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如果真有问题，他的家庭也会受影响。
但这不是放弃原则的理由。纪检监察工作的底线，是党纪国法。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有温度，可以有政策，但不能有例外。
她想起省纪委王主任的教诲：“纪检监察干部要有菩萨心肠，更要有雷霆手段。对违纪违法者，要严肃处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教育挽救；对受到诬告的干部，要澄清正名。”
是的，菩萨心肠，雷霆手段。这八个字，她一直记着。
现在，她要用这八个字，来对待张建国这个案子。
如果确实违纪违法，必须处理；如果只是工作失误，可以容错；如果受到诬告，必须澄清。
一切，都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
她打开电脑，开始写专项治理的下一步工作计划。第一项，就是全面收集证据，把事实搞清楚。
窗外，夜深了。但苏清越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在这盏灯下，她为一个案子、一个干部、一个地方的清风正气，认真地工作着。
虽然难，虽然累，虽然有时会面临人情和原则的冲突。
但她知道，这是她的选择，是她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职责和使命。
而她，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因为前方，是更清明的政治生态，是更公正的法治环境，是人民群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这一切，值得她付出，值得她坚守。
夜色更深了，但曙光总会到来。而她，愿意做那道刺破黑暗的曙光，哪怕只是一束微光，也要努力照亮前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