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次短暂的手势接触后，苏清越和老妇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极其脆弱、隐秘的联系纽带。接下来的两天，苏清越在放风时更加留意天井的环境。那是一个大约二十平米、四面高墙、头顶用厚重铁丝网封死的小空间，地面是水泥的，角落里有些枯败的杂草和苔藓。守卫通常站在唯一的铁门外，背对着里面，并不时时盯着，但任何异常的声响或过久的停留都会引起注意。
苏清越发现，老妇人的放风时间似乎在她之后，或者更早，两人从未在天井遇见过。这可能是对方刻意安排的隔离。
必须创造交流的机会，或者找到一种无需直接见面的信息传递方式。
苏清越将目光投向那个每天使用的塑料水杯和那个小塑料脸盆。她开始有意识地“损坏”它们。在一次放风时，她“不小心”将水杯掉在水泥地上，杯壁裂开了一道不明显的细缝，但尚未完全破碎。下一次送饭时，她将裂了缝的水杯放在托盘显眼的位置，对进来收碗筷的老妇人低声、快速地说了一句：“杯坏了，漏水。”
老妇人收拾的动作顿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飞快地瞟了一眼水杯的裂缝，又看了看苏清越，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将坏杯子和其他餐具一并收走了。
当天下午，老妇人送晚饭时，带来了一个新的、同样款式的塑料水杯。在放下托盘的瞬间，苏清越注意到，新水杯的杯底外侧，用某种油脂（可能是饭菜里的油）粘着一小片几乎透明的塑料膜，上面似乎有极细微的划痕。
苏清越心中一动。她如常吃饭，然后拿起新水杯去洗手池接水。借着水流声的掩护，她小心地揭下那片塑料膜。膜很薄，是某种食品包装袋的内层。对着头顶刺眼的白炽灯，她眯起眼睛仔细辨认上面的划痕。
是用指甲或尖锐物刻上去的，字迹比火柴梗更模糊，但勉强能读：
“工行江a支行，段号b-，5捆。张为民，后勤副处。儿在精神病院，被控纵火，冤。”
信息更具体了！
工行江a支行，这应该是江东省分行下属的某个支行。段号指明了钞票的号码范围，正好是五千张一百元面额美元（一捆一千张，五捆五十万）。这为追查资金来源提供了极其精准的线索！栽赃用的现金果然是从银行流出的“新钱”！
张为民，后勤处副处长，全名和职务对上号了。果然是他！
老妇人的儿子被关在精神病院，罪名是纵火，她声称是冤枉的。这解释了老妇人为何被控制——儿子成了人质。
这片塑料膜比纸条更隐蔽，但也更难书写和阅读。老妇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传递出了关键信息，其决心和风险都极大。
苏清越将塑料膜撕成更小的碎片，分几次冲入马桶。信息已经牢牢刻在她脑子里。
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如何验证信息的真实性？第二，如何将信息传递出去？第三，如何利用这个信息，在接下来的审讯或可能的接触中，发起反击？
验证需要外部调查。传递需要渠道。反击需要时机和策略。
苏清越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守卫的换岗和日常行为。她发现，每天深夜（根据身体疲劳度判断）约莫两三点钟，会有一个短暂的换岗间隙，大约十分钟。新来的守卫会先在值班室（她推测的位置）停留片刻，似乎是在交接记录或闲聊几句。这段时间，走廊尽头的监控（如果存在）可能注意力相对分散。
她还注意到，送饭老妇人的囚服虽然破旧，但相对干净。这里应该有简单的洗衣条件。老妇人能接触到洗涤用品吗？也许可以利用清洗衣物的机会？
机会出现在她被关押的第八天。那天早上，老妇人送饭时，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不同于往常消毒水味的肥皂清香。苏清越在她放下托盘时，迅速将自己事先写好、用唾液粘合成小米粒大小的一小团纸条（写在撕下的囚服标签布上，用烧过的牙刷柄烫出焦痕写字），弹进了老妇人囚服那略显宽大、袖口磨损的卷边里。
她的动作极快，手指只是轻轻一拂。老妇人身体一震，但没有声张，只是收拢了一下手臂，迅速离开了。
苏清越写下的信息是：
“信收到。谢。设法告之：查工行江a支行b起新钞流向；张为民近期账户及联系人；核实你儿案情。保重。”
这是她目前最需要外部核实和调查的方向。她不知道老妇人是否有办法、有渠道将信息送出去，但这是唯一能想到的尝试。老妇人既然能知道连号信息，或许也有某种极其有限的对外联系途径，哪怕只是通过其他被胁迫的、不那么核心的看守人员。
风险极大，但值得一搏。
做完这一切，苏清越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紧张和后怕。如果被发现，不仅老妇人会遭殃，她自己也会面临更严厉的看管和可能的刑讯。但她别无选择。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
接下来的两天，气氛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赵卫国没有再提审她，连例行谈话也取消了。送饭的老妇人眼神更加躲闪，几乎不敢与她对视，但送来的食物里，偶尔会多出一点点咸菜或半个煮鸡蛋。这是一种无言的信号，或许表示信息已经收到，或许只是老妇人微薄的感激。
苏清越更加谨慎，每天除了必要的活动和思考，大部分时间都保持静坐或躺卧，保存体力，减少一切可能引起怀疑的行为。她在心里反复演练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再次提审时如何应对？如果对方拿出“证据”质问她连号的问题，她该如何回答才不暴露信息来源？如果外部调查有了结果，吴厅长或其他人如何能接触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