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甚至开始模拟自己作为辩护律师，如何为这个“案子”辩护，寻找栽赃证据链上的每一个可能薄弱点。
就在她被关押的第十一天下午，变化突如其来。
囚室的门被打开，进来的不是赵卫国，也不是平常的守卫，而是两个完全陌生的、穿着标准检察院制服的中年男子，神情严肃，胸前别着检徽。
“苏清越？” 其中一人确认道。
“我是。” 苏清越站起身，心中惊疑不定。检察院的人？是来批捕？还是情况有变？
“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检察官。” 来人亮出证件，“根据相关法律程序，现对你涉嫌职务犯罪一案进行初步讯问。请配合。”
最高检？反贪总局？苏清越瞬间意识到，案件可能升级了，或者……出现了转机？最高检直接介入，意味着案件可能已经引起了更高层的关注，跳过了省纪委的环节？还是说，这是张恒等人为了进一步坐实案件、防止翻案而推动的程序？
“我配合。” 苏清越冷静地说。
她被带出了这间囚禁她十多天的囚室，穿过熟悉的昏暗走廊，但没有走向之前的谈话室，而是被带出了这栋小楼，坐上另一辆没有标识的商务车。车窗被窗帘遮住，她无法判断去向。
车子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最终驶入一个正规的、有武警站岗的大院。苏清越被带进一栋办公楼，进入一间符合规范的标准化讯问室。这里有同步录音录像设备，有规范的桌椅，气氛依然严肃，但比起那个幽闭的非标囚室，这里至少遵循着明面的法律程序。
两位高检的检察官开始讯问。问题依旧围绕那五十万美元和违规操作电脑，但问得更细致，更侧重于细节和逻辑矛盾。他们出示了部分“证据”的复印件，包括包装袋上指纹的鉴定报告（只显示有苏清越指纹），以及电脑操作日志的截图。
苏清越的回答依旧坚定否认，并提出了几点质疑：
第一，关于现金：她强调自己从未经手如此巨额外币，要求对现金包装进行更全面的痕迹鉴定，并追查现金实物（而非仅看报告），特别是核查钞票号码，以确定其来源是否合法。
第二，关于指纹：她指出，自己日常工作生活接触物品众多，指纹被他人获取并移植的可能性存在，要求鉴定指纹的新鲜度、遗留方式（是自然握持还是粘贴复制），以及包装物上是否还有其他潜在指纹被忽略。
第三，关于电脑记录：她质疑日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由中立的、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对电脑硬盘进行底层数据恢复和操作痕迹分析，以排除被黑客入侵或后台篡改的可能。
她的质疑专业、具体，直指证据链的薄弱环节。两位检察官记录得很仔细，不时追问一些细节，但态度相对客观，没有赵卫国那种隐含的逼迫感。
讯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结束时，其中一位检察官合上笔记本，看着苏清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苏清越同志，你的辩解和质疑，我们会如实记录并核查。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在最终结论出来之前，请你继续配合调查。考虑到案件情况，你的强制措施场所将变更。”
她被移送到一个正规的市级看守所，进行单独关押。这里的条件比那个非标囚室“规范”得多，有监控，有固定的作息，也有律师会见的规定通道。虽然依旧是失去自由，但至少回到了法律明面规定的程序中。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吗？还是对手以退为进、将游戏纳入更“正规”渠道以杜绝后续程序瑕疵的策略？
苏清越不得而知。但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律师会见可能性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将信息传递出去的一线曙光。
进入看守所的第一天，按照规定，她有权委托律师。她列出了一个简短的名字，其中第一个，是一位与她并无私交、但在业界以正直敢言、精通职务犯罪辩护着称的资深律师——陈佩文。她希望这位陈律师能够不畏压力，接受委托。
看守所的夜晚，同样有明亮的灯光，但窗外有高高的、挂着铁丝网的窗户，能透进些许月光。苏清越躺在坚硬的通铺上，看着那一方被铁栏分割的夜空。
无声的传递或许已经起了作用。老妇人冒死送出的信息，可能已经通过某种渠道，引起了外部力量的注意。最高检的介入，场所的变更，都预示着局面正在发生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战斗，从黑暗的囚室，转移到了相对光明但也更加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战场。她依然身陷囹圄，但手中，已经握住了一根或许能刺破谎言的尖针。
她需要等待律师，需要将工行连号新钞、张为民这些关键信息传递出去。她还需要知道，周维怎么样了？吴厅长是否还在努力？安安是否安全？
月光冰冷，但毕竟有了光。苏清越闭上眼睛，调整呼吸。下一场较量，或许就在律师会见室。她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