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长？”苏清越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称呼。
“就是以前东州商会的王洪生王会长啊！虽然人好像不在东州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手下人多着呢。”摊主压低了声音，左右看看，“听说市里好多工程、拆迁，还是他们的人把控着。”
苏清越默默记下。王洪生虽已外逃被捕，但其经营多年的网络和利益链条，显然并未完全切断。
她还调阅了市统计局、财政局、审计局的大量原始数据和报告，请来了几位省内独立的经济研究学者协助分析。越是深入，越是触目惊心。
“苏书记，这是近五年东州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用电量、货运周转量的对比曲线图。”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学者在调研间隙的内部汇报会上指出，“正常情况下，这三条曲线的趋势应该基本吻合。但东州的情况是，固定资产投资额（尤其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曲线高高在上，而代表实际生产活跃度的工业用电量和货运量增速曲线却明显平缓，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背离。这强烈暗示，可能有大量投资并未形成有效产能，或者……数据本身存在虚报。”
“还有税收结构，”另一位老教授补充，“东州第三产业税收增长迅猛，尤其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但仔细看，很多房地产企业的纳税与其实质开发进度不符，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滞后确认收入等方式调节税收的可能。而本该作为实体经济晴雨表的制造业税收，增长乏力。”
“综合来看，”老教授推了推眼镜，语气凝重，“东州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驱动下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和形象工程）和可能存在水分的数字堆砌起来的。这种模式透支了未来，积累了金融风险，挤占了民生资源，且并未带来就业和收入的同步高质量增长。老百姓的获得感不强，怨气自然就重。”
苏清越听着，指尖在摊开的东州地图上缓缓移动，最终停留在两个点上。
一个是位于老城区的“东州市第一纺织厂”旧址及周边地块。这个拥有半个世纪历史、曾经上万职工的老国企，十年前在一片“改制成功”的赞扬声中破产、土地出让。如今，原址上矗立着高档住宅小区和商业中心。但当年的改制方案、资产评估、职工安置、土地出让金收缴等情况，审计报告语焉不详，职工信访不断。
另一个是位于城市东北部的“红旗机械厂生活区及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这是王洪生时代后期启动的全市最大棚改项目，涉及数千户居民。项目启动时声势浩大，承诺“阳光征收、惠民安居”，但实施过程中投诉举报从未间断，进展缓慢，最近几乎陷入停滞。
“虚假繁荣的脓包，民间怨气的火山口。”苏清越用红笔在地图上这两个位置画了圈，“就从这里开始，撕开一道口子，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她看向一旁的周维：“纺织厂改制的所有原始档案，包括改制领导小组会议纪要、资产评估报告、拍卖公告、产权交易合同、职工安置方案及落实情况，全部调出来。以市委督查室和市审计局联合复查的名义。注意，动作要快，范围要保密，尤其是当年参与改制的关键人员和中介机构，要重点梳理。”
“明白。”周维点头，“棚户区那边呢？情况可能更复杂，涉及现住户、拆迁公司、开发商、还有区里和街道的干部。”
“双管齐下。”苏清越目光冰冷，“以市委、市政府名义，成立‘红旗棚户区改造问题专项调查组’，我亲自任组长。公开接访，受理所有关于该项目的举报和投诉。同时，让纪委的同志暗中介入，查一查拆迁公司的背景，查一查补偿资金流向，查一查有没有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东州繁华的街景，霓虹闪烁，车流如织。但这繁华之下，暗流已然开始涌动。她几乎能感觉到，那些隐藏在光鲜数据背后、盘踞在利益链条上的势力，正在某个角落，用警惕甚至敌视的目光，注视着市委大楼里新来的书记。
新的战场，已然铺开。第一枪，就瞄准了“国有资产流失”和“棚户区黑幕”这两个看似陈旧、却直接关联着巨额利益和民众切肤之痛的要害。
战斗，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