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往的日本军官和汉奸官员们似乎更加趾高气扬，而中国伙计和食客们则更加沉默，眼神中隐藏着愤怒和恐惧。
他更加留意倾听那些零碎的交谈，试图从中捕捉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但内心却因同胞的苦难而备受煎熬。
他想起李铁山的话：“活下去，就是胜利。”
哪怕是有金手指，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渺小的，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他属于一个集体，一个正在黑暗中顽强战斗的组织。
石景山的血与火，以及城外不断传来的惨案消息，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易瑞东心头。那本记录着贾仁贵罪证的笔记本已经上交，组织上自然会去处理那些藏匿的财物，他不能再打那些东西的主意。
但“取之于敌，用之于我”的念头，如同野草般在他心中疯长。
组织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他亲耳听过李铁山他们说山上的同志们缺医少药。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平日里在丰泽园见到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商人和汉奸买办。
这些混蛋玩意儿，靠着侵略和压榨，一个个脑满肠肥，他们的不义之财，正是自己的最佳理想的目标。
但他没有冲动。
李铁山的叮嘱言犹在耳：“潜伏工作，耐心和谨慎比勇气更重要。”
他深知，任何鲁莽的行动，不仅会葬送自己，更可能牵连组织和家人。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目标，并且必须进行周密的准备。
首先放弃了风险极高的银行和大公司，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常来丰泽园宴请客户、名为“阪田洋行”的小型日本商社。
其经理名叫小野次郎，是个四十多岁、身材微胖、总是带着虚伪笑容的日本人。
易瑞东在端菜倒水时，多次听到他吹嘘生意、抱怨“支那工人懒惰”，并曾无意中瞥见他皮包里有大量现金和票据。更重要的是，阪田洋行规模不大，位于一条相对不那么繁华的街道，安保措施应该远不如大银行或日军机构严密。
他利用送外卖、采购、甚至是下班后“闲逛”的机会，多次从阪田洋行门前经过，默默观察。
商行是一栋临街的二层小楼，一楼是办公室和样品间，二楼似乎是经理室和仓库。晚上只有一个看门的日本老头，住在门房，似乎并不怎么尽责，常早早熄灯。
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人都是胆小鬼，根本没有人敢来偷东西。
小野次郎通常晚上八点左右离开，有时会带着鼓鼓的公文包。
易瑞东经过多次侦查，他反复在脑海中模拟潜入路线：深夜，从商行背街的一面，借助排水管和窗台攀上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