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的深秋，天空高远而苍茫，寒风已然带着刺骨的意味。镇北、安北、朔方三座雄城的轮廓在日渐凛冽的风中愈发清晰，灰白色的水泥城墙如同巨兽的骨骼，倔强地挺立在曾经只有毡帐和牧歌的草原上。然而，扶苏深知，空有坚城，若无足够数量、且心向大秦的民众填充，这三郡终究是无根之萍，无法真正成为北疆永固的基石。军事的征服与行政的拆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片土地的人口与文化底色。
一道道盖着扶苏监军大印与蒙恬大将军印的《募民令》，如同带着使命的种子，随着官府的驿骑和“玄鸟”商队的车轮，撒向了北疆各郡，乃至关中、河东等人口稠密之地。
告示明确列出了令人心动的条件：凡愿迁往朔方、五原、云中三郡之民，每户授田百亩（远超内地），牧场五十亩（若从事畜牧），官府贷予种子、耕牛、农具，并免赋三年，免役五年！对于一无所有的赤贫者、赘婿、甚至部分刑期将满的轻罪犯，这无疑是改变命运的天赐良机。
然而，响应者起初却寥寥。北疆苦寒，胡虏凶悍，早已是内地民众根深蒂固的印象。即便有优厚条件，敢于背井离乡、奔赴这片刚刚经历过血火洗礼的土地的人，终究是少数。
扶苏对此早有预料。他再次下达了补充命令：军转民安置令。凡卫朔军及边军士卒，无论是否伤残，愿退役留居新三郡者，除享受《募民令》所有待遇外，更可依军功额外授田，其子弟可优先进入即将设立的官学，未来科举（若恢复）或仕途皆有优待。
此令一出，首先在军中激起了波澜。
在镇北城外的临时军屯营地里，一场激烈的家庭讨论正在进行。老兵黑柱，是章邯麾下的一名什长，参与了漠南决战，腿上还留着一道箭疤。
“爹，娘，公子给了天大的恩典！留下，咱家能分两百亩地！还有牧场！娃儿还能上学堂，将来不用再像俺一样刀头舔血！”黑柱激动地对从老家接来的父母说道。
“儿啊，这可是塞外！听说冬天能冻掉耳朵，胡人说不准哪天又打回来……”老母亲满脸忧色。
“娘，您看这城墙！”黑柱指着远处巍峨的镇北城，“比老家的县城还结实！胡人的单于都被公子杀了，主力都没了，还怕啥？公子和大将军都在这里，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留下，咱们黑家就能扎下根，成为真正的军功世家！”
最终，对土地和未来的渴望压过了恐惧。像黑柱这样选择留下的老兵家庭，不在少数。他们将成为新三郡最早、也最忠诚的定居者，是维系统治的骨干。
与此同时，从内地招募的第一批移民，也历经艰辛，陆续抵达。他们大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推着破旧的鸡公车，或赶着几头瘦骨嶙峋的牲口，拖家带口，眼神中既有对未知的惶恐，也有一丝对承诺中土地的渴望。
在镇北城东面新划定的“安民里”，来自河东郡的老农李老三，正带着两个儿子，在自己分到的一百亩生地前发呆。土地还带着草根，远处能看到匈奴牧民放牧的羊群。
“爹，这地……能种吗？”大儿子有些怀疑。
李老三蹲下身，抓起一把冰冷的土，在手里捻了捻，混着草屑和砂石。“地是瘦了点，但够大！公子说了，头三年不用交租子，官府还借牛和种子！咱们下死力气，多施肥，总能养活一家人！”他浑浊的眼中，闪烁着庄稼人特有的、对土地执拗的希望。
移民与留守老兵的安置，并非一帆风顺。胡汉杂处，摩擦不断。
有时是移民开垦的田地，不小心侵占了附近匈奴小部落习惯的牧场界限。
有时是匈奴牧民的牛羊，啃食了移民刚刚冒头的青苗。
冲突时而发生，从口角到推搡，甚至险些酿成械斗。
扶苏对此的处理手段，直接体现了他“刚柔并济”的治理思路。他颁布《胡汉纠纷调解令》：设立“三老”（汉人长老）、“邑君”（归顺匈奴头人）共治的基层调解机构，小纠纷由他们依据《新地律》草案和当地习惯法协商解决。但一旦发生持械斗殴、或蓄意破坏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为，则不论胡汉，一律由驻军按军法从严处置，首犯重罚，乃至枭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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