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一日，晚八时零七分，重庆国际广播电台控制室
红灯闪烁。
控制台前，工程师老陈的手悬在推子开关上，微微颤抖。
他透过玻璃墙望向隔壁的录音室——贾玉振已经坐在麦克风前，还是那身月白长衫，脸色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但背脊挺直。
林曼记者站在控制室角落，双手紧紧交握，指节发白。
她身旁站着电台的年轻台长，一个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广东人，姓郑，此刻正不停地用手帕擦着额头的汗。
“郑台长，”林曼压低声音，语气却斩钉截铁，“还有三分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但过了八点十分，全中国、全世界的短波收音机都可能收听到——那时候，就不是你我能控制的了。”
郑台长擦汗的手停了停。
他望向墙上的钟——秒针一跳，又一跳，像催命的鼓点。
他又望向桌上那份刚送来的“内部指导函”，市党部宣传处措辞严厉：“凡涉及敏感内容、未经审查之文艺作品，一律不得播出。”
敏感内容？
郑台长苦笑。
贾玉振的《歌唱祖国》，通篇没有骂政府，没有提政党，只有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赤诚呐喊。
可正是这种赤诚，在有些人听来，比骂街更刺耳。
“林记者，”郑台长声音发干，“你知道这么做，我可能要丢饭碗，甚至……”
“我知道。”林曼打断他，“但楚云丢的是命。楚天丢的是命。楚云的娘丢的是命。野三关那些士兵，丢的是命。”
她走到控制台前，手指轻轻点在推子开关旁，目光灼灼：
“郑台长，我在英国学新闻时，教授说：真正的媒体，不是权力的传声筒，是良心的扩音器。
今天，这台机器可以当传声筒，也可以当扩音器——你选哪个？”
控制室里死寂。只有机器运转的低鸣，和时钟无情的滴答。
八点零九分。
郑台长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里有血丝，却没了犹豫。
“老陈，”他说，“推上去。全功率输出。”
老陈的手稳了下来。他点了点头，按下通话键，对录音室里的贾玉振说：“贾先生，三十秒后开始。清唱，不用报幕，直接唱。”
录音室里，贾玉振对着麦克风，点了点头。
八点十分整。
红灯变绿。
老陈将推子缓缓推至顶端。
几乎是同一瞬间，贾玉振的声音，透过优质的电容麦克风，经过精密的放大电路，化作无形的电波，从重庆南岸那座高耸的发射塔顶端，辐射向深沉的夜空——
“百战军旗迎风飘扬……”
声音不大，甚至有些轻，像夜深人静时的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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