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忧虑：
“歌声越响，持歌者越危。
但愿这头醒狮，莫要成了某些人眼中，必须拔掉的獠牙。”
四月三十日，重庆，曾家岩官邸
会议室的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
长桌两侧，坐着军统、中统、市党部、宣传部的大小官员。
桌上摊着这几天的报纸——全是关于《歌唱祖国》的报道：《中央日报》的标题是“雄歌振士气，军民同仇忾”，《新民报》则写了长篇特稿“从《黄粱梦》到《歌唱祖国》：醒狮的国魂重塑之路”，《扫荡报》阴阳怪气地评论“某些文人借歌曲沽名钓誉，恐有煽动之嫌”。
戴笠坐在主位，手里把玩着一支钢笔，脸上没什么表情。
“都说说吧。”他开口，声音平淡，“这歌，是禁，还是放？”
宣传部的人率先发言：“戴局长，此歌内容并无明显违规，通篇爱国，士气可嘉。
若强行禁止，恐伤民心，亦授日寇以口实。
不如……顺势而为，将其纳入官方宣传体系，为我所用。”
市党部的人冷笑：“为其所用？你知道这歌现在被什么人唱吗？
沙坪坝那些学生，打着‘妇女解放救国’的旗号集会！
南岸纱厂女工，一边唱一边喊‘不做楚云’！
这哪里是爱国歌曲，分明是煽动风潮的引信！”
中统的人补充：“还有延安那边。我们截获的电报显示，八路军各部队均在推广此歌，将其与‘妇女解放’‘民族觉醒’绑定宣传。
若我们官方认可，岂非替共产党做了嫁衣？”
争论持续了半小时。
戴笠始终没说话，只是听着，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
终于，他抬手，示意安静。
“歌，不能禁。”他缓缓道，第一句话就让市党部的人脸色一变，“理由有三：其一，前线将士反响热烈，士气确受提振。此时禁歌，等于寒了将士的心。
其二，民间传唱已广，强行禁止只会适得其反，让政府背上‘压制爱国’的骂名。
其三——”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众人：
“其三，日本人也盯着。影佐祯昭不是傻子，他巴不得我们内部分裂。
我们禁了这歌，正好给他递刀子：看，中国政府连百姓唱爱国歌都怕。”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那……难道就任由其发展？”市党部的人不甘心。
“当然不是。”戴笠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歌可以唱，但唱歌的人，必须在我们掌控之中。”
他拿起钢笔，在面前的记事本上写了几行字，然后撕下，递给身旁的秘书：
“通知中央社：发通稿，正面评价《歌唱祖国》，强调其鼓舞抗战之积极作用。
但通稿中，不必提及作者‘醒狮’，更不要提《黄粱梦》。
就歌论歌，淡化个人。”
又转向宣传部的人：
“你们组织几位‘爱国音乐家’，对此歌进行‘专业点评’，重点赞扬其旋律雄壮、歌词激昂。同时，悄悄放出风声——说此歌的创作，是在党国文艺政策指导下完成的。”
最后，他看向军统的负责人，声音压低，却字字清晰：
“加强对贾玉振的监控。
他的住所、交际、信件、电话，全部纳入视线。
但记住——不要惊动他，更不要让他察觉。
他现在是‘爱国文人’，动不得。
但要让他明白：歌可以唱，但线，不能越过。”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向外面雾蒙蒙的山城：
“这歌，现在是一把火。
我们要做的，不是扑灭它，是控制火势——让它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我们自己。”
当天傍晚，中央社通稿见报
标题很大：“《歌唱祖国》响彻华夏，我军民抗战意志如钢”。
正文避重就轻，大谈歌曲如何“展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凝聚抗战力量”“鼓舞前线士气”，对作者“醒狮”只字不提，更将沙坪坝集会、女工传唱等社会反响，轻描淡写为“民众爱国热情的自然流露”。
有心人读了，都明白其中的微妙：歌被征用了，但唱歌的人，被有意忽略了。
深夜，戴笠办公室
秘书送来了最新的监听摘要。
戴笠翻开，一页页看下去。有贾玉振与胡风的通话记录（讨论歌曲发行），有林曼记者拜访小楼的时间记录，有沙坪坝学生代表的背景调查，甚至有一份“听风者”少年近期的活动轨迹汇总。
他看得很仔细。
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摘要末尾的一行字上：
“据武汉内线情报，影佐祯昭已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歌唱祖国》完整传播效果评估报告。
另，代号‘夜枭’之高级潜伏人员，已于三日前激活。”
戴笠合上摘要，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良久，他轻声自语，像在说给自己听：
“贾玉振啊贾玉振，你这把火，烧得倒是旺。”
“可火太旺了，会引来飞蛾，也会引来……灭火的人。”
窗外，重庆的夜浓得化不开。
远处隐约有歌声传来，断断续续，是哪个晚归的工人，在哼着《歌唱祖国》的调子。
歌声嘶哑，却固执地穿透夜色，像一根针，试图刺破这沉重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