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的冬天，北京干冷的北风似乎也吹不散围绕在我身边的热度。
《红星一号》的持续热卖和《明朝那些事儿》引发的争议与畅销，让我这个“十岁天才”的名声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不断向外扩散。
生活的表层依旧维持着固有的节奏。晨跑、去红星“上班”、泡图书馆、偶尔去出版社商讨书稿。
但在水面之下，暗流愈发汹涌。
邀歌的、约稿的、寻求合作的信件和电话，开始雪片般飞向红星生产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健添先生和聂震宁副总编辑，不约而同地成了我的“防火墙”。
陈先生乐见其成，但更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
他替我婉拒了大部分商业演出和综艺节目的邀请，理由是“孩子年纪小，学业为重”。
但他也开始更有计划地利用我的“创作能力”，为旗下其他艺人量身打造歌曲，进一步巩固红星在原创音乐领域的地位。
同时，他也开始带着我出席一些圈内的高端聚会，将我引荐给更多音乐制作人、乐评人和媒体大佬。
“浩彣，记住，在这个圈子，人脉有时候比才华更重要。”在一次宴请某位资深乐评人的饭局上，陈先生低声提点我。
我点点头，举起手中的果汁，模仿着大人的样子，说着得体而谦逊的场面话。
我那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偶尔迸发的惊人见解，往往能让这些见多识广的圈内人印象深刻。
而在出版社那边，聂老则更像一位护犊子的师长。
面对学界一些对《明朝那些事儿》不够严谨的批评，他并未一味让我妥协修改，而是鼓励我坚持自己的风格，同时也在一些关键的历史节点和史实引用上，请社里的老编辑帮我严格把关，做到“大处不虚，小处不拘”。
“有争议是好事，说明你打破了窠臼。”聂老在一次审稿会后对我说，“但要立得住，光靠新奇不行，底子还得扎实。浩彣，你的阅读量和知识储备，要跟上你名声增长的速度。”
我深以为然。名声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放大你的优点，也能暴露你的浅薄。
我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阅读和学习中，不仅是历史，还有哲学、社会学，甚至开始自学英语，试图理解更广阔的世界。
脑中的“ai外挂”让我的学习效率远超常人，但那种知识内化后带来的底气和视野的开阔，是任何外挂都无法替代的。
就在我忙于应对京城带来的声名与压力时，一股来自南方的风，悄然吹至。
十二月初的一天，陈健添先生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兴奋和算计的笑容。
“浩彣，有个好消息！”他递给我一份传真件，上面是繁体字，“台湾滚石唱片，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想邀歌！”
滚石！我的心猛地一跳。这可是华语乐坛的巨擘，旗下巨星云集。
在九十年代，港台音乐对内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能被滚石邀歌，对任何音乐人来说都是一种极高的认可。
“他们点名要你创作！”陈先生压低声音，难掩激动，“据说是他们的制作人偶然听到了《蓝莲花》，惊为天人，辗转打听到作者是你。他们正在为一位姓任的歌手筹备新专辑，希望你能为他写一首主打歌级别的作品。”
姓任的歌手？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名字——任贤齐。
此刻的他，应该在滚石旗下苦熬资历，尚未真正大红。
而我知道，他缺的，就是那一首能让他一飞冲天的代表作。
“任贤齐？”我试探着问。
陈先生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他？”
“听过他一些歌，声音条件很好，有辨识度。”我含糊地解释，心中已然有数。是时候让《心太软》提前问世了。
“这个邀约，接不接？”陈先生征求我的意见，态度已然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接！”我毫不犹豫，“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的音乐走出去的机会。”
当晚，我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借着台灯，将《心太软》的旋律和歌词“回忆”并工整地誊写下来。
这首歌旋律简单上口，歌词直白戳心，几乎是为此时尚未遭遇情感挫折、但嗓音温暖中带着一丝憨直的任贤齐量身定做。
我将曲谱交给陈先生时，他哼唱了一遍，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我：“浩彣，你这创作……也太快了。而且，这首歌的风格，和《蓝莲花》完全不同……”
我笑了笑：“你不是常说，音乐人应该尝试不同风格吗？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能火。”
陈先生将信将疑，但还是将曲谱传真了过去。
几天后，滚石那边传来了热烈的反馈，对方制作人对《心太软》赞不绝口，当即拍板采用，并开出了在当时堪称优厚的买断价格。
陈先生代表我与对方进行了几轮谈判，最终不仅达成了交易，还以此为契机，初步建立了红星生产社与滚石唱片的联系。
这件事，像一块投入平静池塘的石头，在红星内部也激起了波澜。
师兄师姐们看我的眼神，除了以往的亲近，更多了一丝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