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麦子黄了。
四水镇的熟地里，去年秋天种下的小麦（本地品种“秃头麦”），此时已是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在夏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像土地对辛勤耕耘者的低语。
这是1949年的第一季收获，也是魏莱上任后的第一次“大考”。
麦收前三天，魏莱组织了一次全体动员会。地点还是荒甸子边的创业渠旁，但这次来的人更多——几乎所有能走动的男女老少都来了，连王老根都让孙子搀着来了。
“乡亲们！”魏莱站在土台上，手里拿着一把麦穗，“看见了吗？这是咱们自己的粮食！从今天起，夏收开始！”
他宣布了几条纪律：
第一，按生产队划分片区，包干到组，责任到人。收多少、怎么收、怎么运、怎么打，都有规定。
第二，所有收获的粮食，统一运到镇上新盖的粮仓（用创业渠挖出的土夯筑而成），过秤、记账，颗粒归公。
第三，按“劳六地四”的比例分配：六成按工分分给干活的人，四成留作集体储备（包括公粮、种子、救灾粮）。
这个分配方案，魏莱斟酌了很久。“劳六地四”既保证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又为集体积累了家底，比单纯的按地分配或按劳分配都更均衡。
但有人不理解。马三炮就私下找魏莱：“镇长，地是各家各户的，为啥只分四成？”
魏莱解释：“马村长，如果按地分，没劳力的人家（比如王老根这样的）怎么办？如果按劳分，地多的人家（比如红旗屯有些户）又觉得吃亏。劳六地四，两边都照顾到。而且，留出四成集体储备，是为了防备饥荒、支援国家、发展生产。大河有水小河满，集体的底子厚了，个人才能长远过好日子。”
马三炮琢磨了半天，点头：“是这个理。”
麦收当天，天刚蒙蒙亮，全镇能干活的人都下了地。
镰刀飞舞，麦秆成片倒下。男人割，女人捆，老人孩子捡拾掉落的麦穗。打谷场（荒甸子边平整出来的一片地）上，连枷起落，石磙滚动，麦粒从穗中脱出，在阳光下闪着金灿灿的光。
魏莱也下了地。左臂使不上劲，他就用右手割麦，虽然慢，但一垄一垄地坚持。汗水浸透了衣服，麦芒扎在皮肤上，又痒又痛，但看着成捆的麦子堆成小山，心里是踏实的。
李铁柱负责运输，用新打的木轮车（张铁匠用炼出的铁做了车轴和轮箍），一趟一趟往粮仓运。他光着膀子，肌肉在阳光下泛着油光，吼着号子：“加把劲哟！粮食堆成山哟！”
陈伊伊带着妇女们送水送饭。大锅里熬着绿豆汤，窝头里掺了点新磨的麦麸，蒸出来有股特殊的香气。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偶尔捡到一个没打干净的麦穗，像得了宝贝。
三天，六百亩小麦全部收完。
接下来是脱粒、晾晒、入仓。周明远搬了张桌子坐在粮仓门口，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笔地记账。秤是借来的大秤，两个壮汉抬着，魏莱亲自看秤星。
“红旗屯第三组，张有福家，三百二十斤！”
“太平村第一组，李铁柱家，四百一十斤！”
“靠山屯第二组，王老根家，一百八十斤！”
数字一个个报出来，人群中不时发出惊叹。往年一亩小麦能打八十斤就不错了，今年普遍在一百斤以上，好的地块达到一百二十斤。
“平均亩产…”周明远拨拉着算盘，“一百零六斤！”
比去年提高了三成。
虽然离魏莱承诺的“高产”还有距离，但这已经是四水镇有史以来最好的收成。
粮仓里，麦粒堆成了小山。金黄色的谷物流淌时发出的沙沙声，是这个夏天最美妙的音乐。
按“劳六地四”分配后，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实实在在的粮食。王老根捧着分到的一百八十斤麦子，老泪纵横：“够吃…够吃到秋收了…”
李铁柱家分得最多，四百多斤。但他只留下了一半，剩下的捐给了集体：“我家劳力多，吃不完。留着给更需要的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很快，又有十几户劳力多的人家主动捐粮，粮仓的集体储备又多了一千多斤。
夏收的成功，像一剂强心针，让四水镇的人心更齐了。
但魏莱知道，这只是开始。
小麦只是小头，真正的大头是秋收的苞米和谷子。那才是决定四水镇能否度过即将到来的饥荒的关键。
而且，夏收期间，他注意到一个问题：脱粒效率太低。
连枷打、石磙碾，一天下来，一个壮劳力只能脱粒两百斤左右。六百亩小麦，足足脱了五天。如果秋收几千亩苞米谷子，按这个效率，得拖到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