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组讨论：小苏的“高光时刻”与李建军的“表态”
下午的分组讨论，按领域分为“政策创新”、“技术标准”、“社区治理”三个小组。沈墨和沈国梁被分在“社区治理”组，沈秀娟和沈国栋在“技术标准”组，小苏作为记录员，可以旁听任何一个组。
“社区治理”组讨论格外热烈。来自不同街道、社区的干部们，听了上午沈墨的分享，肚子里憋了无数问题。如何发动居民？如何处理“钉子户”？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沈墨和沈国梁成了事实上的“焦点访谈对象”。沈墨主要负责理念和原则层面的解答，沈国梁则补充具体操作方法和政策依据。两人配合默契，沈墨的“道”与沈国梁的“术”结合，让很多困惑的干部豁然开朗。
“沈老师，你们那个‘积分制’，具体怎么设定的？会不会有人觉得不公平？”一个年轻社区书记问。
沈墨耐心解释：“积分规则是大家共同商定的，公开透明。主要分为基础贡献（如参加公共劳动）、专项贡献（如提出有效建议）、精神文明（如调解矛盾）等几类。每月公示，有异议可以提。核心不是分多少，而是让‘付出’被看见，形成正向激励。”
沈国梁补充：“我们也在不断完善。比如初期主要靠人工记录，现在小苏帮我们做了个简单的电子表格，更清晰。未来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开发小程序，更便捷。”
“那跟开发商谈判，你们居民不懂专业，不怕被坑吗？”另一个街道副主任问。
沈国梁笑了：“所以我们聘请了独立的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费用从合作社公共基金出。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居民代表负责把握核心诉求和底线，顾问负责技术细节和风险把控。这叫‘借脑’。”
讨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学者模样的专家提出：“居民主导固然好，但效率可能低下，决策周期长，会不会错失市场机会？比如你们这个项目，如果按传统拆迁，可能早就完成了。”
沈国梁没有回避：“您说得对，效率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但我们算的不是‘速度账’，是‘综合账’。传统拆迁快，但社会成本高——邻里关系解体、社区记忆消失、后续矛盾不断。我们模式慢，但建筑的是‘可持续的社区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价值，是长远且巨大的。”
他顿了顿，看向那位专家：“就像养孩子，精心慢养的孩子，和流水线出来的孩子，能一样吗？”
比喻生动，那位专家愣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在“技术标准”组，气氛则更为专业和具体。讨论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的技术规范、材料选择、节能标准、无障碍设计等展开。
沈秀娟起初有些跟不上那些专业术语，但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角色——翻译官。每当专家们讨论得过于技术化时，她就会举手，用居民能听懂的语言复述或提问：“您刚才说的‘外墙保温一体化系统’，是不是就是让房子冬天更暖和省暖气费的那种？”“‘同层排水’是不是能避免楼上漏水吵到楼下？”
她的问题往往能引发更贴近实际应用的讨论。沈国栋则在一旁，不时补充一些工地上的实际案例：“那种新材料轻质砖，我们用了，砌墙是快，但挂重东西得特别处理，不然不牢靠。”“卫生间防水我们刷了三遍，闭水试验做了48小时，就怕以后漏。”
他们的参与，让技术讨论不再悬浮于理论，而是牢牢扎根于“好用”、“耐用”的实践土壤。
小苏穿梭在两个小组之间，飞快地记录着要点。她发现，很多讨论的焦点，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如何将居民的需求、技术的可行、政策的允许、经济的可持续，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恰恰是合作社这半年多一直在摸索的。
下午讨论进行到一半时，李建军走进了“社区治理”组所在的会议室。他没有打扰讨论，只是找了个角落坐下，安静地听。
沈国梁看到了他，微微点头示意。
讨论接近尾声时，主持人邀请各位代表总结发言。轮到沈国梁时，他整理了一下思路，说道：
“感谢各位同仁的分享和提问。通过今天的讨论，我更加坚信，城市更新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更新，更是社会关系、治理模式的更新。我们胡同的实践，或许粗糙，但它证明了一件事：当居民真正成为主人，当各方在平等、透明、互信的规则下合作，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兼顾公平与效率、情怀与理性、传承与创新的新路。”
他看向角落里的李建军：“这条路，离不开像新城市集团这样有远见、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伙伴的支持。合作的过程有磨合，甚至有分歧，但只要目标一致——为居民创造更美好的家园——总能找到共识。”
这话说得漂亮，既肯定了合作方，又暗含了之前风波已过的意味。
众人的目光投向李建军。李建军知道，这是沈国梁在给他，也是给新城市集团递话。
他站了起来，走到前面，接过主持人递来的话筒。
“我是新城市集团的李建军，负责胡同更新项目。”他开门见山，“刚才沈主任的话，我深有感触。这个项目，对我个人，对我们集团，都是一次深刻的学习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