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知识分子，还把旧社会自视清高的那一套也给带到了新社会里头，把红营的干部当作旧社会的官僚，这些知识分子能够放下身段去和底层的穷苦大众交流，但面对红营的干部之时，却是一副孤傲的模样，认为和他们接触交流，就是屈膝于强权、是沾染‘权力的腐臭’，即便是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头，平日里都不往来，和他们接触只有三件事——调动工作、交代历史、犯了错误。”
“这就是没有意识到新社会中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问题，没明白他们和红营的干部，只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个人的地位是完全相等的，而不是旧社会中那样的官与民之间存在等级差别，搞清高、搞‘傲上’，在新社会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的大背景下，实际上就和傲慢的对待普通群众百姓没有本质的区别。”
“红营的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干部，是深度参与整个社会改造的过程的，他们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社会改造的引导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在政策执行和实践过程中，是总结出了许多有效的组织群众、推动建设的有效方法和理论，我们的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社会建设之中，直接从这些红营干部的身上吸收现成有效的经验教训，是最为方便的途径，因此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和红营的干部完全切割开，自己搞自己的，那样必然会走许多的弯路。”
顾炎武顿了顿，继续说道：“之前我和辅明谈论此事的时候，他也说知识分子因为精英主义的思想影响，导致不愿意和红营干部交流，而红营的干部中呢，又有许多人因为小农思想，不愿意和知识分子交流，对知识分子是‘使用多，帮助少’，或者是‘只使用，不帮助’。”
“这两种狭隘的思想，一上一下，就导致双方越走越远、甚至于产生隔阂，因此辅明告诉我，这情况执委已经注意到了，之后会下文对红营的干部进行批评教育，红营各部门和各组织，都会定期组织座谈会交换意见，另外，各部门和组织的常会和支部会、基层的村委、市委会议，也会邀请知识分子列席，甚至以后可以专门发展成协商会议的制度。”
“辅明和红营那边，正在努力的改善这个情况，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又该做些什么呢？”顾炎武朝着窗外的校园望去：“我们就要主动的邀请红营的干部走进这大学堂里头，以往我们的文会、座谈会，一般都只邀请名家大儒之类的知识分子，但如今，大学堂里走出去的校友、村寨城镇里头的基层干部、各级的代表委员，我们都要邀请进来，让他们在大学堂里开讲座、参与辨论，要主动的去和他们交流、学习他们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