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俊铖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另一个时空里历史上那段时期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后世的研究实在是太多了，留下的经验教训深深刻在他的脑子里。
早期的公社化发展和他如今面临的情况如出一辙，也是群众在建国后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的需求下，农民高度组织化下的劳动力统一调配的自然选择下，出现了自组织走向集体化的倾向，合作社由小并大、农民组织规模迅速扩大，但这却让上层错误的认为全国性、大规模集体化的条件已经成熟，开始全面推进公社化运动，甚至于准备“小步快跑”，一步登天的达成最终目标。
在公社化过程中，政治上公社完全取代基层组织和行政机构，对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各阶层进行统一管理；经济上原本合作社的公共财产、积累、储备粮统统收归公社所有，自留地、社员私有财产也一律没收充公，搞“一并三收”、“割资本主义尾巴，施行大寨制，以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分配；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则大办公共食堂，基层极端非自组织化。
这种公社化运动完全脱离了群众觉悟、现实农业发展状况和干部的实际管理水平，导致生产决策中瞎指挥、生产劳动中“一窝蜂”、生产措施“一刀切”，生产经营管理极为混乱，而且本来是源自于优化资源和劳动力调配而产生的集体化，在这种脱离实际的极端非自组织化的形态下，反倒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严重降低，且本来因为群众需求而兴起的集体化运动，又因为私有财产的剥夺和分配无激励的大寨式分配制度，遭到了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这种本来是为百姓谋福的公社化运动，反倒对生产产生极大破坏，群众生活陷入困难，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大多数农村人口处于半饥饿状态，实际上，在公社化运动的中晚期，就已经在开始清除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在坚持公社体制下推行承包管理制，同时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发展多种经营，实际上就是在纠正之前“小步快跑”的问题。
当然，再之后公社制崩塌，直接回到“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的回头路上，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既然有历史经验摆在前头，同一个坑侯俊铖自然是不会再踩进去：“总而言之，我们的集体化进程，依旧是要为最广大的群众百姓服务，让他们受益，因此对于群众的思想问题，我们还是要以引导和改造为主，而不能直接粗暴的强制命令群众百姓们该怎么做，思想问题思想解决、经济问题经济解决，任何问题，只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彻底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