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故事还没结束。它会跟着樟木匣子里的镇刀，跟着一代又一代的赊刀人，在岁月里流转，在人心间相传。就像老鸦岭的老槐树，枯了又荣，荣了又枯，永远守着山里的秘密，守着那些关于等待与归宿的约定。
1975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清明都过了好些天，一场不大不小的雪又落了下来，把豫东平原的土路浇得泥泞不堪。我背着沉甸甸的樟木匣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土路上，布鞋每踩下去，都得往黑泥里陷下半寸，拔出来时裤脚已沾满了泥浆，沉甸甸地坠着腿。
徒弟小马跟在身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额头上渗着细汗，却已经能稳稳背动半匣子刀了。
“师父，咱这是往哪去啊？”小马喘着粗气问，他的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糊满了黄黑的泥，活像两只刚从田里拔出来的泥腿子，“这路也太难走了，脚底板都磨起泡了。”
“陈家庄。”我头也不回地应着，眼睛盯着前方被雪水浸软的土路，“前几年在那赊过三把刀，约定的日子到了，该去收账了。”
陈家庄在黄河故道边上，是个十年九涝的穷地方。1972年我去的时候，村里刚遭了场大水，地里的庄稼全泡了汤，家家户户灶台上摆的都是红薯干，啃得人腮帮子发酸。
那天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支起摊子，赊出去三把锋利的菜刀，临走时跟村民们约定：“等黄河水清了，我再来收钱。”
当时围着看热闹的人都笑我疯了，说黄河水从祖宗那会儿就是黄的，哪有清的日子？可他们不知道，赊刀人说出口的话，从来不是玩笑，日子到了，约定就不能爽。
路过镇上的供销社时，大喇叭里正响着高亢的口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人人争当劳动模范！”墙上的红漆标语换了新的，前些年刷满墙的“破四旧，立四新”被“抓革命，促生产”取代，字里行间都透着股热火朝天的劲儿。
可穿街而过的风还是老样子，裹着泥土和牲口粪便的腥气，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反倒让人心里踏实。
小马让我在路边等着，自己跑进供销社买了两斤粗盐——这是走江湖的规矩，到了村子里给相熟的人家带点实用东西。
他回来时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跑得脸蛋通红，神神秘秘地凑到我跟前：“师父，你看这个，刚在供销社墙上揭的。”
是张泛黄的油印纸，上面印着“寻物启事”，说陈家庄丢了个孩子，三岁的男娃，叫狗蛋，前天去村头黄河边玩，再也没回来。启事下面画着孩子的模样，梳着冲天辫，穿着红肚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