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的冬天，北京城的寒风裹挟着前所未有的焦虑。
武锐新军在野狐岭的初啼固然令人振奋，但随之暴露出的资源瓶颈，如同一道冰冷的枷锁，牢牢扼住了帝国维新的咽喉。
西暖阁内，炭火盆烧得再旺，也驱不散朱由检眉宇间的沉重与沈渊眼中的凝重。
“陛下，”沈渊指着案头堆积的账册，声音低沉，“新军扩编、火器换装、舰船建造、格物研究……每一项都如同吞金巨兽。内帑存银，加上信用债所得，至多只能支撑到明年夏初。若在此之前无法开辟新财源，一切将难以为继。”
朱由检揉着额角，他能“听”到沈渊心中的急迫，那并非为了个人权位，而是真切地看到了改革夭折、帝国重归沉沦的可怕前景。
“先生，可有良策？加征辽饷？还是……”他想到那些勋贵、官僚的嘴脸，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加派田赋终究是饮鸩止渴。
“陛下，旧路已绝，必须开辟新途。”沈渊目光灼灼，展开了他构思已久的“开源三策”。
第一策：深挖潜，向管理要效益——审计之剑再出鞘
沈渊深知，在开辟新财源之前，必须首先堵住旧体系最大的漏洞——贪腐与浪费。
他请求朱由检授予内卫和革新派御史更大的权力，组建数个“特别审计清厘小组”，不再局限于京城各部，而是直接派往运河漕运枢纽、两淮盐运司以及江南织造局这几个闻名遐迩的“肥缺”之地。
他们的任务明确而犀利：
漕运：彻查“漂没”（运输损耗）背后的猫腻，厘清各级官吏、漕帮层层盘剥的灰色利益链。
盐政：审计盐引发放、盐课征收中的巨额“火耗”和“陋规”，摸清实际盐产量与朝廷收入之间的巨大落差。
织造：核算宫廷采办与对外贸易中的成本与利润，揭露经办官员与商人勾结虚报价格的真相。
此举意在“敲山震虎”，并非要立刻扳倒整个利益集团，而是通过公开、精准的审计数据，向天下展示旧体系的腐朽，同时逼迫相关利益方吐出部分非法所得，并为下一步的改革制造舆论和事实依据。
消息传出，运河沿岸、扬州盐商和苏州织造衙门顿时风声鹤唳，暗流汹涌。
第二策：广开源，向海洋要未来——“海事债券”与“风险投资”
在节流的同时，沈渊更大胆地推进开源。
他充分利用登莱船队首次远航成功的巨大宣传效应，推动朝廷发行了第二期 “崇祯六年海事开拓债”。
与此前不同，这一期债券被精心设计为“浮动利息债”，其最终收益率与未来“海权司直属船队”的贸易利润直接挂钩，上不封顶。
孙元化甚至公开展示了从北海带回的珍稀貂皮、巨大松果以及北美海岸的奇异贝壳，并宣布债券认购额前列者，有机会优先投资未来的“远东贸易公司”股本。
这种将国家信用、海洋探险的刺激与高额回报预期捆绑的模式，对嗅觉敏锐的晋商、徽商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他们看到了超越传统土地、盐引买卖的暴富机会，认购热情远超第一期。
同时，沈渊授意海权司，尝试与一些有实力、有冒险精神的东南海商进行“有限合作”。
由海权司提供官方许可、武装护航（收取护航费）乃至部分资金，鼓励他们组建船队，探索南洋（东南亚）香料群岛航线，利润按比例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