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发了措辞严厉的旨意，并批准了新军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手段。
同时，他也默许了沈渊加大海运测试力度的建议。
然而，就在朝廷与旧势力在北方矿税、漕运问题上激烈角力之时，南方传来了更令人不安的消息。
以复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等人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集团，联名上书，这一次，他们不再纠缠具体政策，而是直接质疑改革的“道统”。
他们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引经据典，核心论点只有一个：沈渊所行之新政，重工商而轻农耕，崇技巧而废礼乐，乃是“舍本逐末”，“以夷变夏”，长久下去，必将导致华夏文明沦丧，礼崩乐坏！
这篇雄文在江南士林中被广为传抄、唱和，迅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风暴。
它巧妙地将经济利益的冲突，提升到了文明存续的高度，深深刺痛了许多传统士大夫心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甚至一些原本因开海可能带来利润而对沈渊抱有期待的东南商人，在此种“道义”压力下，也开始动摇、退缩。
这无疑是一招杀手锏，它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根源上，否定沈渊所有改革的合法性。
面对这来自“文明”层面的指控，沈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知道，这比任何军事威胁或经济掣肘都更加危险。
他必须做出回应，否则改革的大义名分将被动摇。
西暖阁内，烛火摇曳。沈渊铺开宣纸，提笔蘸墨，他的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要写的，不是奏疏，而是一篇将要刊行于《京报》（沈渊推动创办的官方报纸雏形）之上的雄文——《辩质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没有就具体政策进行辩解，而是同样从儒家经典出发，阐述他的核心思想：
“陛下，诸公，何为‘本’？何为‘末’？《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使百姓丰衣足食，使国家强盛安宁，此方为固本之道！”
“昔日圣人制耒耜，教稼穑，兴水利，此非‘技’乎？何以成为万世师表？盖因利于民也！今格物院所究，火器之利可御外侮，农技之新可饱兆民，舟车之便可通有无，此皆‘利用厚生’之实学，与圣人之道何悖之有？”
“夫西学之器数，亦乃格物穷理之果。吾取其精粹，去其糟粕，以强我华夏，何来‘以夷变夏’？若固步自封，坐视他族船坚炮利而我徒持空谈，致使社稷倾颓，生灵涂炭，方是真真切切之‘道统沦丧’！”
“臣所为者，非重商轻农，乃欲使农得其利，工尽其巧，商通其货，各安其业，各得其所！使大明不仅为礼乐之邦，更为富强之国，如此，方能上不负陛下，下不愧黎民，外可御强虏，内可安民心！此方为臣心中之‘大道’！”
这篇文章，文风犀利，逻辑严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世致用”、“富强救国”的主张，将“利”与“义”统一于强国安民的目标之下。
文章一经刊出，立刻在朝野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
支持者拍案叫绝，认为其说出了心中所想；反对者则斥之为“狡辩”、“异端邪说”。
思想层面的交锋，没有硝烟，却同样惊心动魄。
就在这内外交困、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当口，那艘寄托着弥补财政缺口、带来海外资源希望的第二次东渡探险船队，在孙元化的目送下，再次驶离了登州港，消失在茫茫的太平洋深处。
他们能否成功抵达“金山”，带回足以扭转财政困局的真金白银或高价值物产？
所有人的心，都随着那远去的帆影，悬在了半空。
帝国的改革，已驶入最深、最暗的水域，脚下是无数利益的暗礁，头顶是意识形态的风暴。
朱由检与沈渊，还能凭借彼此的信任与超越时代的见识，带领这艘古老的航船，冲破这重重迷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