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奏报，如同一把钥匙，插入了大明帝国最复杂、最敏感的经济命脉——漕运。
奏报并非来自沈渊的阵营，而是一位籍贯江南的御史，他以“体察民情”为名，详细描述了因河南、山东部分地区试行“摊丁入亩”、清丈田亩，导致依附于原有田亩税体系下的漕粮征收出现“混乱”，沿河州县“民怨沸腾”，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抗粮事件。
奏报最后，将矛头直指沈渊的新政，称其“扰乱祖制，动摇国本”。
这封奏报，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精准地激起了层层涟漪。
它巧妙地将地方行政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与沈渊的顶层设计捆绑在一起，引发了朝堂之上新一轮的攻讦。
“陛下！漕运乃天庾正供，京师百万军民仰赖于此！沈渊在地方肆意妄为，已致漕粮征收不畅，若长期以往，京师断粮，则天下震动啊！”一位出身江南的户部官员痛心疾首。
“臣附议！漕运牵一发而动全身，岂容轻易更张？请陛下即刻下诏，停止在漕运相关州县推行新政，恢复旧制，以安民心！”
攻击者不再纠缠于虚无的“天和”、“仁义”，而是抓住了“漕运”这个实实在在、关乎所有人饭碗的命门。
他们深知，哪怕皇帝再支持沈渊，也绝不敢拿京师的粮食安全冒险。
朱由检的脸色果然变得凝重起来。他能“听”出这些官员话语中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明白漕运一旦真的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漕运……确实不容有失。先生的新政，难道真的与此冲突？
他看向沈渊，目光中带着询问。
沈渊出列，神色依旧从容：“陛下，漕运之弊，积重难返，臣早有耳闻。其症结在于运道艰险、损耗巨大、胥吏层层盘剥、附生于其上的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臣在河南试行新政，‘摊丁入亩’旨在均平赋役，使漕粮负担能更公平地落实到田亩之上，长远看，利于稳定税源。清丈田亩，更是为了厘清那些被豪强隐匿、逃避漕粮的田地。至于所谓‘民怨’，臣请问，是哪些民？是那些原本无需承担或少量承担漕粮的隐田大户？还是那些被胥吏额外加征、苦不堪言的小民？”
他话锋一转，直指核心：“据臣所知，真正导致近期漕粮征收不畅的，并非新政，而是有人暗中煽动，并故意在漕粮转运、验收环节设置障碍，企图以此要挟朝廷，阻挠新政！”
他呈上一份密报：“陛下，这是内卫近期查获的证据。江南部分与漕运相关的士绅、仓场胥吏乃至部分漕帮头目，近期往来密切，散布谣言，并威胁不愿配合的粮长、农户。其目的，便是制造混乱，将祸水引向新政！”
这份证据的抛出，让朝堂之上顿时一静。
攻击者们脸色微变，他们没料到沈渊的反击如此迅速且精准。
朱由检看着那份密报，眼中寒光一闪。果然又是他们在捣鬼！
为了私利，竟敢拿国脉开玩笑！
沈渊趁势提出：“陛下，漕运之改革，势在必行，然需循序渐进。臣以为，当借海权司已初步打开局面之势，深化海运，以海运之利，倒逼漕运之改！”
他详细阐述：“去岁海权司‘金山’船队自美洲带回之土豆、红薯、玉米等物，已在河南、山东等地试种成功，尤其红薯，不择地力，产量极高，活民无算。此乃天赐大明之祥瑞！臣请陛下下旨，于北直隶、山东沿海适宜州县，大力推广此等新作物，并鼓励民间种植。此举一可快速增加粮食总产，缓解口粮压力；二则可利用新增之粮源，扩大海运规模！”
“如今海权司已有数艘如‘威海’号之蒸汽明轮战舰，运力、速度、抗风浪能力皆远超传统漕船。可命孙元化以护航商队、开拓远洋贸易之名，进一步扩大船队，并鼓励民间海商参与，将江南之丝绸、瓷器、茶叶，与北方之新作物、辽东之药材、皮货乃至朝鲜、日本之物产进行海运贸易。待海运商贸繁盛，朝廷便可顺势将部分漕粮、物资转由海路运输，成本大减，效率倍增！届时，盘踞运河之旧利益集团，其势自衰！”
沈渊的策略，不再是直接硬撼庞大的漕运体系，而是通过推广新作物增加粮食底气，通过发展海运贸易开辟新的、更高效的经济通道，从侧翼迂回，逐步削弱漕运集团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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