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造势： 江南籍的文人、致仕官员，利用其掌控的文化话语权，在诗社、文会中大肆抨击新政。他们不再直接攻击皇帝和沈渊，而是将矛头指向具体政策，撰写大量看似“忧国忧民”的策论、笔记，论证“钞关乃商旅血脉，轻动则天下困”、“盐法乃祖制，变之则生乱”，通过各种渠道在士林和民间传播，营造出一种“新政苛察，与民争利”的普遍舆论。
人才抵制： 他们暗中告诫族中子弟及门生，不得应募进入“格物院”或与新政相关的部门，继续将其污名化为“匠作之学”、“幸进之途”，从人才源头进行封锁。
这些手段，如同绵里藏针，让沈渊的改革拳头仿佛打在了棉花上，难以着力。
核查小组在地方遭遇各种阳奉阴违，数据收集缓慢；盐引折色试点也因商人的消极抵制和官员的暗中作梗，效果远低于预期。
“先生，江南之地，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朱由检看着核查小组举步维艰的报告，眉头紧锁。
他能“听”到那些东南官员表面上恭顺，心中却充满了敷衍和抵触。
“陛下，江南乃财赋重地，绝不能放任自流。”沈渊目光坚定，“软抵抗，恰恰说明他们不敢公然对抗皇权，只能以此等方式施压。既然如此，我们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提出了新的策略：
“样板”的力量： 加速登莱—辽东—朝鲜的海上贸易线路建设，由孙元化水师护航，鼓励商人绕过传统运河—长江航线，直接通过海路进行南北贸易。一旦此线路显示出更高的效率和利润，自然会吸引部分商人，从而对东南传统商业集团形成分化。
“技术”破局： 指示格物院，集中力量攻关与纺织、印染相关的机械改良（如借鉴水转大纺车思路，尝试设计更高效的纺纱机）。若能大幅提升北方自身的纺织效率和质量，便能减少对江南丝绸、棉布的依赖，从根源上削弱其经济挟制能力。
“帝心”独断： 建议朱由检，对东南方面采取“冷处理”，不直接下旨强行推进，但也不撤回成命。同时，加大对登莱、宣大等北方改革样板区域的支持力度，用北方的成功，反过来倒逼南方。
这是一场比拼耐心、智慧和综合实力的长期较量。
沈渊知道，经济改革的难度，远甚于军事革新。
这不仅仅是制度的变革，更是与千年以来形成的强大地方利益集团和思维惯性的对抗。
就在明朝内部为经济改革暗自角力之时，关外的皇太极，也并未闲着。
袁崇焕的稳健防御，让他意识到短时间内难以在辽西取得突破。
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北方，投向了与明朝若即若离的朝鲜，以及辽西防线侧翼的蒙古察哈尔部。
新的战略包围，正在悄然形成。
帝国的内外局势，依然如同绷紧的弓弦，紧张而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