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格物院虽汇聚了一批人才，但规模有限，且被主流士林视为“异途”。
借着大胜后皇帝信任度最高的时机，沈渊再次上书，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构想——于北京、登莱、南京三地，设立“皇明格物书院”，并非完全脱离科举，而是作为补充。
书院将系统教授算学、几何、初步物理、地理、农工实务等“实学”，并与当地的工坊、船厂、试验田紧密联系，强调学以致用。
毕业生可通过一种特殊的“实务荐举”或未来的“特科”考试，进入与新政相关的部门任职，其身份地位，等同于科举正途出身。
此议一出，再次在朝堂引发轩然大波。
这几乎是要在现有的科举取士体系之外，另开一条晋升通道！反对者痛心疾首，认为这将导致“士风败坏，工匠胥吏充斥朝堂”。
然而，朱由检在仔细“倾听”了沈渊心中那份对未来的庞大人才需求蓝图后，再次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
他并未立刻批准全国推行，而是御笔亲批，允准在北京先设“格物书院试点”，招收少量有志于此的年轻士子及工匠子弟，由徐光启、薄珏等人兼任教习，以观后效。
这小小的一步，如同在坚硬的冻土上撬开了一道缝隙。
一股不同于八股取士的新风，开始悄然吹拂。
江南士绅的舆论攻击并未因军事胜利而停止，只是变得更加隐蔽和阴险。
他们不再直接抨击皇帝和沈渊，而是通过诗文、笔记、私下议论，嘲讽新式军队是“恃器忘人”，蒸汽船是“奇技淫巧”，格物之学是“舍本逐末”，试图从文化优越感的角度，持续消解新政的合法性。
面对这种“软刀子”，沈渊的对策是进一步加强官方舆论阵地建设。
在他的支持下，《京报》扩大了发行范围，内容不再局限于枯燥的政令，而是增加了前线战事的详细报道（突出新式战法的优势）、格物院最新成果的通俗介绍（如蒸汽机提水的演示、新作物的生长情况）、乃至海外风物的见闻连载。
沈渊甚至亲自化名撰写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富国强兵”与“礼乐教化”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场围绕话语权的无声争夺，在帝国的南北之间激烈进行。
盛夏的北京，蝉鸣聒噪。
西暖阁内，冰盆也驱不散那份燥热。
朱由检看着各地送来的、关于试种作物长势、书院筹备、审计进展的奏报，再“听”着沈渊心中那份步步为营、却又坚定不移的推进计划，缓缓吁出一口气。
“先生，如今之势，可谓基石初奠否？”
沈渊拱手，目光沉静：“陛下，只是刚刚清理了地基，打下了几根桩基。大厦之成，非一日之功。眼下最要紧者，乃是让这新生的绿苗、新立的规矩、新学的种子，能够真正扎根，抵御未来的风雨。”
他知道，旧势力的反扑绝不会停止，皇太极的威胁依然悬于头顶。
但改革的巨轮，在碾过最初的险滩后，终于开始以一种更沉稳、更深入的姿态，破浪前行。润
物虽无声，其力可穿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