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的盛夏，在击退皇太极的凯歌声中，似乎比往年多了几分灼热与躁动。
京师的酒肆茶馆中，百姓们津津乐道着武锐新军如墙而进的铳阵，以及那喷吐黑烟、逆流轰击的“铁甲怪船”。
一场实实在在的大胜，比任何煌煌诏书都更能提振民心士气，也暂时堵住了朝堂之上那些反对新政的悠悠众口。
然而，真正的改革者深知，战场上的胜利只是为更深层次的变革赢得了喘息之机与合法性。
硝烟散尽后，沈渊与他的支持者们，并未沉浸在庆功的喜悦中，而是以一种更为审慎和坚定的姿态，将改革的触角伸向帝国肌理更深、更细微之处。
战争的创伤尚未完全抚平，京畿皇庄及北直隶部分官田里，却悄然铺开了一片片与众不同的绿色。
沈渊力排众议，将第二次东渡船队带回的玉米、土豆（少量）及番薯（已在国内部分地区种植，此次引入的是改良种）种子，在严格管控下，于这些“试验田”中进行首次大规模集中试种。
负责此事的不再仅仅是老农，更有皇明格物院“农技组”的年轻士子。
他们拿着沈渊提供的、结合了后世农学知识的简陋“栽培要点”，每日记录着作物的株高、叶色、墒情，与毗邻的传统粟麦田进行着最直观的对比。
起初，周围的老农对这些“奇形怪状”的作物嗤之以鼻，尤其是那杆壮叶阔的玉米，“如此耗费地力，能结几个实？”
然而，当夏季的雨水并未如往年般充沛，部分坡地的粟麦开始显露出萎靡之态时，那些深扎的番薯藤和耐旱的玉米杆，却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勃勃生机。
格物院的士子们更是带来了初步“脱毒”处理的番薯藤（采用轮作和选健壮苗的土办法），以及尝试用骨粉、腐熟粪肥混合的“新式肥”。
这种近乎于“精耕细作”与“粗放耐旱”相结合的模式，其效果尚待秋收验证，但那一片片迥异的绿色本身，就如同无声的宣言，挑战着千百年来的种植习惯。
希望的种子，已破土而出，静待时间的检验。
携大胜之威，之前一度因远航失败和虏患而受阻的审计清厘工作，被沈渊以更强大的力量再次推动。
这一次，焦点不再仅仅局限于漕运、盐政，而是扩展到了工部、兵部的物料采购、营造工程等环节。
内卫与革新派御史联手，依据魏忠贤遗留的线索和新的查证，以雷霆手段查处了数名中低级但身处关键岗位的官吏。
证据确凿，朱由检亦不再姑息，抄家、流放、甚至处决了数人，一时间，相关衙门的风气为之一肃。
然而，沈渊深知，仅靠严刑峻法无法根除贪腐。
在处置一批蠹虫的同时，他推动了一项更具建设性的试点——在参与新政、且审计过关的部分衙门（如军械司、海权司、格物院及部分新军系统），试行“养廉银”制度。
此银并非额外加征，而是从追缴的赃款、新政带来的效率提升所节省的开支中划拨一部分，作为正式俸禄之外的补贴，发放给这些部门的官吏和匠师。
数额未必巨大，但传递的信号明确：朝廷不仅要惩罚贪墨，更要保障清廉实干者的基本体面与生活。
此举在守旧派看来，仍是“滥施恩赏，破坏祖制”，但在那些真正投身于繁杂实务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中，却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一种“高薪养廉”与“严刑惩贪”相结合的新思路，开始悄然萌芽。
改革的根本在于人才。
沈渊比任何人都清楚，仅靠他与少数几人，无法支撑起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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