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去秋来，北方的原野染上了一层厚重的金黄。
这金黄，不仅仅属于传统的粟麦，更属于那些曾经被视为“贱物”的红薯蔓藤和玉米秸秆。
对于小王庄乃至北直隶、山东无数尝试新作物的村庄而言，这个秋天，充满了忐忑与期盼。
收获的日子到了。
当村民们顺着薯藤挖开泥土，看到底下结出的、密密麻麻大小不等的红皮块茎时，当他们将沉甸甸的玉米棒子从秆子上掰下时，空气中弥漫的不仅仅是泥土的芬芳，更有一种近乎狂喜的惊呼。
“老天爷！这……这底下真长了这么多！”
“快看这个！比林小哥当初带来的还大！”
“这玉米棒子，真瓷实！”
老里正用颤抖的手捧起一个比拳头还大的红薯，老泪纵横：“活了七十多年，没见过这么能收的土里货！沈青天……沈青天没骗咱们啊！”
粗略的估算下来，红薯的亩产普遍超过了八石，在精心照料的地块甚至达到了十石以上；玉米虽稍逊，也有三石左右，远高于粟麦。
虽然口感与传统主粮不同，但那实实在在的、能填饱肚子的收获，足以让所有疑虑烟消云散。
官府设立的收购点前，排起了长队，村民们用红薯、玉米和薯干兑换他们需要的盐、布匹，或者直接抵偿官府的借贷。
一种久违的、对未来的希望，在这些饱经苦难的村庄中悄然滋生。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飞向州府，飞向京城。
朱由检看着各地报来的、关于新作物“大获成功”、“民情踊跃”、“仓廪渐实”的奏报，紧锁了数月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些许。
他能从那些文牍中，“听”到地方官语气的变化，从最初的谨慎甚至抵触，到如今的惊讶与肯定。
先生此法，果是良策！有此高产之物，北方饥馑可缓，民心可定！
他立刻下旨，嘉奖推广新作物有功的官员及格物院学生，并明令将新作物推广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山西、陕西等地。
然而，秋收的喜悦并未能完全冲散弥漫在朝堂之上的阴霾。
新作物的成功，如同给了反对派一记响亮的耳光，但也让他们更加忌惮和疯狂。
他们无法再公然否定新作物的价值，便转而从其他方向发起攻击。
首先发难的，依旧是漕运利益集团。
他们在朝堂上痛心疾首地陈情：“陛下！新作物丰产，固然可喜。然北方粮价因此大跌，已严重影响江南漕粮之征收！漕户、运丁生计艰难，若漕运体系因此崩坏，南北失衡，恐生大乱啊！”
他们巧妙地将因新作物导致的北方粮食市场正常价格波动，与漕运体系的“危机”捆绑在一起，试图以此施压，限制新作物的进一步推广，甚至要求朝廷出面“保护”漕粮价格。
与此同时，关于海运的负面消息也开始甚嚣尘上。
有御史弹劾，海权司与民间海商“勾结”，“纵容商贾挟利器以自重”，孙元化“拥兵（船）自重，结交豪商，其心叵测”。
更有人散布谣言，称远航美洲的船队遭遇“巨浪神怪”，已“全军覆没”，朝廷投入巨资，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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